最高法院的沉默：特朗普全球关税案悬而未决背后的权力博弈

2025年1月14日，華盛頓。美國最高法院的台階前，記者、律師和遊說者們在冬日的寒風中等待著。時鐘指向了發布判決的慣常時刻，三份裁決書被公布，但那份萬眾矚目的判決——關於前總統、現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憑藉國家緊急狀態法施加的全球性關稅是否合法——卻並未出現。法院沒有給出任何解釋，也未預告下一次裁決的日期。這份刻意的沉默，如同一塊巨石投入全球經濟的池塘，激起的漣漪從華爾街的交易大廳，一直蔓延到北京、柏林和台北的政府辦公室。這不僅僅是一個法律案件的延期，更是一場關於美國憲法權力制衡、總統權威邊界以及全球化未來走向的深度角力。

一場「解放日」引發的憲法危機

2025年4月2日，剛剛開啟第二個任期的特朗普總統宣布了一項被他稱為解放日的全球關稅計劃。該計劃設定了一個10%的進口商品基礎關稅，並對眾多貿易夥伴施加了高達50%的互惠關稅，幾乎涵蓋了美國所有主要經濟體。特朗普政府援引的法律依據是1977年通過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這部法律授權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可以調查、管制或禁止涉及外國利益的任何經濟交易，包括進口。

特朗普並非首次動用IEEPA。早在2025年2月，他就以此為由，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分別施加了25%或10%的關稅，理由是為了阻止芬太尼等毒品走私進入美國，並將其定義為國家緊急狀態。然而，解放日關稅的規模和普遍性，將這種單邊行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國政府數據顯示，從2025年1月20日到12月15日，這些關稅帶來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涉及超過30.1萬家進口商和大約3400萬批貨物。

问题在于，法案中从未出现关税一词。 法案文本授權總統管制進口，但這是否等同於國會獨有的徵稅權力？這正是訴訟的核心。包括好市多、固特異輪胎在內的超過1,000家企業，以及12個主要由民主黨執政的州，聯合將政府告上法庭。他們指控特朗普政府濫用緊急權力，將一部旨在應對特定、緊迫威脅的法律，扭曲為推行廣泛貿易政策的萬能工具，實質上篡奪了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的徵稅權。

下級法院的判決一致對政府不利。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一個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小組一致裁定，特朗普無權依據IEEPA施加此類關稅。法官們認為，總統作為三軍統帥，並不擁有依據該緊急法律施加關稅的無限權力。政府隨即上訴至最高法院，使得此案成為檢驗總統權力邊界和最高法院司法傾向的關鍵試金石。

九位大法官的思维迷宫：从口头辩论看判决风向

2025年11月5日，最高法院舉行了此案的口頭辯論。從當時大法官們的提問中，外界得以窺見這座法律聖殿內部的激烈思辨。分析顯示，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大法官，都對政府的法律論點表現出明顯的懷疑。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的質疑直指問題的憲法核心。他提出，對美國人民徵稅，歷來是國會的核心權力。這句話點明了案件的本質：這是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一場拔河。羅伯茨以維護機構穩定性和憲法平衡著稱，他在商務部訴紐約州案中曾阻止特朗普政府在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問題，顯示其並不總是順從行政權力。

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則從法律文本主義的角度發起追問。她要求政府律師提供歷史或成文法上的先例，證明管制進口這壹短語曾被理解為允許施加關稅。她的問題暗示，對法律文本的嚴格解讀可能並不支持政府的主張。巴雷特在之前的判例中，例如否決拜登政府疫苗強制令的案件裏，明確表示重大政策決策需要國會的明確授權。

布雷特·卡瓦諾大法官的提問同樣聚焦於法定權限。他質詢為何關稅應被視為IEEPA下的進口管制，而該法本身並未明確提及關稅。卡瓦諾雖然通常支持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權威，但他也承認總統並非不受國會監督。

自由派大法官的立場則更為鮮明。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大法官歷來對不受約束的行政權力持批評態度，她在特朗普訴夏威夷州案中對旅行禁令的激烈異議，表明她不會輕易採信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寬泛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辯論中反覆出現了一個法律概念——重大問題原則。該原則認為，對於具有巨大經濟和政治意義的行政行為，法院可以要求行政機關必須獲得國會的明確授權，而不能依賴模糊或籠統的法律條文。原告方強烈主張，特朗普動用IEEPA來施加影響數萬億美元的關稅，正是重大問題原則應當適用的典型場景。在2022年的西弗吉尼亞州訴環保署案中，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首次正式引用該原則，否決了環保署的碳排放計劃。自由派大法官埃琳娜·卡根在當時激烈的異議中，批評該原則是多數派法官的免文本通行證。

口頭辯論結束後，市場預測平台Kalshi和Polymarket上的交易者迅速調整了預期。支持特朗普的勝訴概率從口頭辯論前的水平大幅下滑至32%以下。這種市場情緒反映了一個普遍共識：最高法院的多數大法官可能傾向於限制總統在此事上的權力。

懸而未決的代價：全球經濟與市場在不確定性中震盪

最高法院的推遲裁決，本身就成了一个具有經濟影響力的事件。判決缺席的那一刻，市場立刻做出了反應。

股市出現了分化波動。露露樂蒙和美泰等消費品公司的股價應聲下跌，因為持續的關稅不確定性威脅著它們的供應鏈和成本。史丹利百得公司早些時候的漲幅被悉數抹去。與此同時，比特幣的價格在45分鐘內飆升超過1300美元，逼近97000美元大關。加密貨幣這種數位黃金的上升，清晰地揭示了市場對傳統法幣體系和全球貿易體系穩定性的焦慮。投資者湧入比特幣，將其視為對沖政治與政策風險的避風港。

全球外交舞台也在同步調整節奏。台灣的談判代表在裁決日前夕飛往美國，進行第六輪面對面磋商，旨在將美國對其出口的關稅從20%降至15%。台灣方面表示，雙方有望就已达成的共識發布聲明。這種時間上的巧合絕非偶然，它表明貿易夥伴們正在利用法律程序的窗口期，加緊推進雙邊談判，以期在最終裁決落地前鎖定更有利的條件。

更廣泛的戰略調整也在發生。就在最高法院沉默的同一天，特朗普政府宣布暫緩對關鍵礦產徵收新關稅，轉而尋求與外國達成確保供應的雙邊協議。同時，卻又以國家安全為由，對英偉達H200等特定人工智能晶片施加了25%的關稅。這一收一放，展現了特朗普貿易策略的複雜性和機會主義特徵：在法律風險高的領域暫時後退，同時在自認為法律基礎更穩固的國家安全領域繼續推進。

中國的反應則顯得更為從容。儘管面臨特朗普的關稅壓力，中國在2025年仍錄得了創紀錄的萬億美元貿易順差。這種韌性促使全球企業加速供應鏈多元化，轉向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市場。與此同時，中國正迎來一波外交熱潮：韓國、加拿大、英國和德國的領導人相繼或計劃訪問北京。這彷彿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比：當華盛頓因內部憲法爭端而政策陷入僵局時，北京正成為各國尋求經濟穩定與合作的新焦點。

對於美國企業而言，這種不確定性是實實在在的成本。如果最高法院最終裁定關稅非法，超過1300億美元的已繳關稅可能面臨退款索賠。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將陷入複雜的退款程序泥潭，而財政部將面臨巨大的資金窟窿。正如特朗普本人在其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發出的激烈警告：如果敗訴，我們將損失數千億美元……我們會完蛋！儘管言辭誇張，但這確實預示著一場潛在的行政與財政混亂。

超越關稅：總統緊急權力的未來與全球秩序的重塑

無論最終判決如何，此案的意義早已超越關稅本身。它是一場關於美國憲法架構中帝王般總統趨勢的全民公投。

如果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那將意味著IEEPA和其他類似的緊急狀態法被賦予了近乎無限的彈性解釋空間。未來的總統——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都可以援引國家緊急狀態來推行其核心經濟政策，無論是應對氣候變化、醫療危機還是產業競爭。國會作為立法機構的權力將被實質性削弱，三權分立的平衡將向行政分支嚴重傾斜。從短期看，這可能會鼓勵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推行更激進、更不可預測的貿易措施，全球供應鏈將面臨持續的壓力測試。

如果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越權，這將是對總統權力的一次重大限制。它將重申國會在貿易和徵稅問題上的首要地位，並為重大問題原則樹立一個強有力的新先例。未來總統動用緊急權力處理經濟事務時，將面臨更高的法律門檻和更嚴格的司法審查。對於特朗普政府而言，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法律挫折，迫使其要麼尋求與國會合作通過新的關稅授權法案——這在分裂的國會中難度極大，要麼徹底改弦更張。

然而，即便關稅被否決，特朗普貿易政策的核心邏輯——即通過單邊施壓重塑雙邊貿易關係——未必會消失。他可能會轉向其他法律工具，例如更頻繁地使用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以國家安全為由），或通過行政命令在其他領域設置壁壘。貿易戰可能不會結束，而是會變換形式。

從全球視角看，此案加劇了世界對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的信任危機。當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其貿易政策穩定性取決於9位大法官對一部1977年法律中某個短語的解釋時，任何長期投資和供應鏈規劃都變得充滿風險。這促使各國加速推進去風險化戰略，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並加強區域貿易協定。

最高法院的會議室內，九位大法官正在權衡的，不僅僅是一份判決書。他們筆下流淌的墨水，將勾勒出未來美國總統權力的輪廓，定義美國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行事方式，並影響從底特律工廠工人到台北晶片製造商，從德國汽車業高管到印度零部件生產商的無數生計。這場靜默的等待，本身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充滿張力的註腳：在一個渴望確定性的世界裡，最重要的答案，卻往往在懸而未決中醞釀。下一次鐘聲響起時，無論結果如何，回響都將是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