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簽署%全球關稅行政命令：司法挫敗後的貿易政策轉向

2026年2月20日下午，華盛頓白宮西翼新聞發佈廳。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站在講台後，宣佈將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對幾乎所有貿易夥伴徵收10%的全球關稅。幾小時前，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結果，推翻了他此前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的關稅體系。這場總統行政權力與司法審查之間的碰撞，涉及超過1700億美元的潛在關稅退款，也意味著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貿易政策進入一個更不確定的階段。

最高法院判決與白宮的即時反應

2月20日上午10時，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宣讀判決，明確劃定了行政權力的邊界。判決認定，1977年通過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並未授權總統單方面徵收關稅，特朗普政府2025年4月2日實施的互惠關稅超越了該法律範疇。這份由羅伯茨主筆的判決書獲得了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凱坦吉·布朗·傑克遜、埃琳娜·卡根、索尼婭·索托馬約爾）以及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埃米·科尼·巴雷特、尼爾·戈薩奇、約翰·羅伯茨）的支持。持反對意見的是布雷特·卡瓦諾、塞繆爾·阿利托和克拉倫斯·托馬斯三位保守派大法官。

值得注意的是，投下贊成票的巴雷特和戈薩奇均由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內提名。判決書中有一段論述直接指向權力制衡問題：如果允許政府繼續其關稅議程，將用不受約束的總統決策取代行政與立法部門在貿易政策上的歷史性協作。數據顯示，依據被推翻的關稅令，美國財政部已徵收至少1300億美元關稅，其中2025年10月單月關稅收入達到340億美元。

下午3點38分，特朗普出現在白宮記者面前。他首先對最高法院進行激烈抨擊，稱某些大法官非常不愛國、對我們憲法不忠，甚至暗示他們可能受到外國利益影響。但他很快話鋒一轉，宣布將轉向《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一項從未被任何美國總統動用過的法律條款。該條款允許總統在未經國會批准的情況下，單方面徵收最高15%的關稅，有效期限制為150天。特朗普說：我將走一條不同的路，可能是我最初就應該走的路，這比我們最初的選擇更加強而有力。

法律工具箱的切換與政策延續性

從《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切換到《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並非簡單的法律條文替換。前者基於國家緊急狀態的寬泛授權，曾被用於凍結外國資產、實施金融制裁；後者則明確屬於貿易政策工具，但設計初衷是應對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等特定情況。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貿易法教授珍妮弗·希爾曼指出，第122條自1974年頒布以來，歷經六位總統從未被啟用，部分原因在於其嚴苛的限制條件——150天後必須得到國會行動支持，否則自動失效。

白宮官員在背景簡報中透露，新關稅令將包含一系列豁免條款：特定礦產、自然資源、化肥、部分農產品如柑橘和牛肉、藥品、部分電子產品及特定車輛類別可免於10%關稅。根據《美墨加協定》，加拿大和墨西哥對美出口的大部分商品將繼續享受豁免。但歐盟、英國、印度等與美國簽有貿易協定的夥伴，將面臨新全球關稅的覆蓋，此前談判達成的優惠稅率暫時懸置。

特朗普同時宣佈，將啟動基於《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和《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的新一輪調查。前者針對不公平貿易行為，曾是他第一任期內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法律依據；後者以國家安全為由，曾被用於對鋼鐵和鋁製品徵收關稅。這種多線並進的策略，反映出白宮貿易團隊的核心思路：當一條路徑被司法阻斷，立即啟用備用路徑，保持對貿易夥伴的壓力。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德·鮑恩分析，這種策略創造了持續的不確定性，迫使企業在規劃供應鏈時，必須將美國貿易政策的突變性作為核心風險因素。

經濟現實與政治敘事的張力

特朗普在記者會上強調，新關稅將保護我們的國家，帶來數以千計的工作崗位。然而，現有數據描繪了一幅更複雜的圖景。美國商務部2月1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從2024年的1.20萬億美元擴大至1.24萬億美元。儘管整體貿易逆差（含服務）從9030億美元微降至9010億美元，但貨物逆差的擴大表明，關稅並未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消費模式和全球供應鏈結構。

一個關鍵矛盾在於關稅的實際承擔者。美國關稅表在技術上是向外國出口商徵收，但經濟學界普遍認為，關稅成本主要通過提高進口商品價格，最終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代表800多家企業的聯盟我們支付關稅在判決後立即發表聲明，要求對已被推翻的關稅進行全面、迅速、自動的退款。大型零售商好市多已於2025年提起訴訟，挑戰關稅的合法性並尋求退款。當被問及退款問題時，特朗普承認這將成為未來數年法庭訴訟的主題。

更深層的影響在於全球貿易體系的規則適應性。特朗普第一任期實施的關稅，已經促使許多企業重新配置供應鏈，將部分生產從中國轉移到越南、墨西哥等國。2025年4月的全球關稅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如今，即便最高法院推翻了部分關稅，這些基於地緣政治風險評估的供應鏈轉移也不會輕易逆轉。新加坡國立大學貿易政策專家亞歷山大·卡普里指出，企業意識到美國貿易政策已成為一個高度波動的變量，因此更傾向於構建多元化、抗衝擊的供應鏈網絡，即使這意味著短期成本的上升。

制度制衡與「特朗普主義」的持久戰

2月20日的交鋒，本質上是美國三權分立體系對特朗普主義治理模式的一次壓力測試。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數（6比3）總體上對其行政權力擴張持寬容態度，尤其在移民政策和聯邦政府重組方面。但此次關稅案中，三位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中有兩位（巴雷特、戈薩奇）加入了限制總統權力的陣營，這傳遞出一個信號：即便是意識形態相近的法官，也對行政權力無限擴張抱有制度性的警惕。

然而，特朗普的即時反應——數小時內宣布替代方案——也凸顯了現代總統權力工具箱的深度。透過行政命令、現有法律條款的創造性解釋以及持續的法律挑戰，一位決心重塑貿易政策的總統可以製造出連綿不斷的政策事實，迫使法院、國會和貿易夥伴處於持續應對狀態。布魯金斯學會治理研究主任威廉·高爾斯頓認為，這種模式產生了規制疲勞，最終可能迫使各方接受一個關稅水平整體上移的新常態。

從戰略角度看，特朗普貿易議程的最終目標可能不僅是經濟上的。通過反覆展示其挑戰現有規則和制度約束的意願，並向支持者證明深層國家（包括司法系統）無法阻止他的議程，特朗普也在鞏固其政治敘事。2025年4月他宣布全球關稅時，手持一份列有數十個國家的清單，將其稱為解放日行動。這種將經濟政策戲劇化、對抗化的表述，是其政治品牌的核心組成部分。

150天後，當《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授權到期時，這場博弈將進入下一個回合。國會是否會有足夠動力和共識採取行動？關稅引發的通脹壓力是否會改變政治計算？盟國是會尋求聯合法律反制，還是各自進行雙邊談判？這些問題目前都沒有明確答案。唯一確定的是，全球貿易體系正面對一個不再以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為核心考量的美國，適應這種新現實的過程，將充滿法律爭議、經濟成本和地緣政治摩擦。

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燈光在2月20日深夜依然亮著。那份關於10%全球關稅的行政命令已經簽署完畢，等待次晨發佈在《聯邦公報》上。而在最高法院的大理石殿堂裡，法官們或許已在思考下一個可能到來的案件——關於第122條的解釋，或者關於那1700億美元退款的歸屬。這是一場沒有明確終點的賽跑，一方在不斷創造新的事實，另一方在努力劃定權力的邊界。全球市場的脈搏，隨著華盛頓的每一個法律動作而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