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薩生育暴力報告：一場針對未來的戰爭與人口結構的系統性破壞

2025年初，兩份由國際醫療人權組織發佈的報告，將加沙地帶一場隱秘而殘酷的戰爭推至聚光燈下。報告揭示，自2023年10月衝突升級以來，加沙的出生率暴跌了41%。這並非一個孤立的統計數據，其背後是2600例流產、220例孕產婦死亡、1460例早產、超過1700名新生兒體重不足，以及超過2500名嬰兒需要重症監護的冰冷現實。這些數字勾勒出的，遠不止一場軍事衝突的附帶損害，而是一個人口群體在戰火中對生育權、生存權乃至未來世代延續權的系統性剝奪。

人權的醫生組織與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全球人權診所合作發佈的報告，首次將生殖暴力這一概念置於加沙人道主義危機的核心進行分析。報告指出，對孕產婦保健系統的系統性摧毀，以及對生殖潛能的直接攻擊，其意圖已超越了軍事必要性，可能構成了國際法意義上的種族滅絕行為要件。當戰爭不僅摧毀當下的生命，更將矛頭指向一個民族的生育能力和未來時，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更為深層的暴力形態。

數據背後的災難：加薩孕產婦與新生兒生存危機

加沙的醫療系統在持續的戰火中已瀕臨崩潰。自2023年10月以來，醫院、救護車和醫護人員反復成為軍事打擊的目標。圍困狀態和持續轟炸切斷了供應鏈，限制了醫療設施間的轉運能力，加速了整個公共衛生體系的瓦解。以色列方面堅稱哈馬斯利用醫院藏匿武裝人員，但此類指控並未得到明確證據的支持。無論理由為何，其結果已清晰可見：一個曾經功能相對健全的孕產婦保健網絡，如今已支離破碎。

燃料短缺、醫療物資被封鎖、大規模流離失所以及無情的轟炸，共同摧毀了母嬰護理的基本條件。對於加沙的孕婦而言，在過度擁擠的帳篷營地中生活已成為唯一的選擇。這些條件不僅危及母親，也危及她們腹中的胎兒、新生兒和母乳餵養的嬰兒。正如人權的醫生組織心理學家兼項目經理拉瑪·巴克里所言：這些狀況將對數代人產生影響，永久性地改變家庭結構。

聯合國婦女署估計，在戰爭的前六個月，有超過6000名母親被殺，平均每小時兩人。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的數據顯示，約有15萬名孕婦和哺乳期婦女被迫流離失所。巴勒斯坦衛生部的數據則表明，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在總計4500例截肢病例中，有391名婦女接受了上肢或下肢截肢手術。這些數字共同描繪出一幅女性身體在戰爭中承受直接與間接傷害的駭人圖景。

個人證詞：統計數字無法捕捉的生存困境

統計數據固然觸目驚心，但報告真正令人震撼的力量，來自於加沙婦女親口訴說的經歷。這些聲音將抽象的危機具象化為每日的生存掙扎。

來自拉法的32歲孕婦瑪薩拉·卡米斯·薩卡菲描述道：當我發現自己懷孕時，我感到震驚。懷孕期間，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我在醫院度過的時間比在難民營還多。我經歷了劇烈的疼痛和感染，而且缺乏維生素和食物……我飽受折磨；宮縮會開始，然後因為對空襲的恐懼而突然停止。我會僵住，宮縮也就停止了。她的敘述揭示了一種獨特的戰爭創傷：極度的心理壓力直接干擾了自然的生理過程，將新生命的孕育與死亡的威脅綑綁在一起。

另一個案例是來自賈巴利亞的26歲三孩母親薩拉·道爾，她患有心臟病。2023年10月7日，她在感染狀態下於希法醫院分娩，新生兒被送入重症監護室。出院後，她回到拜特哈嫩郊區的父母家，因無法行走而不得不由親屬抬進屋內。病情惡化後，她再次入院接受手術。隨後，她在槍炮聲中被迫撤離到法胡拉已故嫂子的家中。而曾照顧她的嫂子——阿瓦達醫院的護士阿亞·納伊夫·馬什拉菲——與她的孩子及家族其他35名成員一同遇難。這非常艱難，道爾說，每次因為我的健康狀況被迫轉移，我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這些故事表明，加沙婦女面臨的不僅是醫療資源的匱乏，更是在持續暴力、流離失所和極度不安全感中做出的不可想像的抉擇。她們常常為了滿足孩子最基本的需求，而不得不妥協自己的健康與生存。

從醫療崩潰到生育攻擊：系統性摧毀的升級

報告的分析並未止步於戰爭對醫療基礎設施的破壞。它進一步指向了一種更具意圖性的攻擊模式：即系統地摧毀一個社區的人口再生產能力。這種生殖暴力構成了國際法下的違法行為；當這種行為以系統性方式實施，並帶有毀滅意圖時，便可能落入《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所定義的種族滅絕範疇。

關鍵案例：對生殖潛能的直接打擊

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案例，是以色列軍方在2023年12月對加薩最大的生育中心——巴斯特體外受精診所的襲擊。這次襲擊摧毀了估計5000份生殖樣本（包括卵子、精子和胚胎），並使每月70至100例試管嬰兒程序陷入停滯。一個獨立的國際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這次襲擊是蓄意的，直接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生殖潛力，構成了對國際法的嚴重違反。

摧毀一個生育診所，其軍事必要性令人高度質疑。這一行動傳遞出的信號，超越了戰術層面的考量，似乎意在從根本上削弱一個群體延續未來的生物可能性。聯合國調查委員會已將對其生殖健康權的影響，列為宣布以色列行為構成種族滅絕的理由之一。

報告指出：對加沙孕產婦護理的摧毀，反映了蓄意製造某種生活條件，旨在全部或部分毀滅巴勒斯坦人民。這種分析框架將分散的暴行——醫院被炸、孕婦死亡、生育診所被毀——串聯起來，指向一個潛在的、更宏大的破壞性邏輯。

法律與倫理的灰色地帶：生殖暴力與種族滅絕指控

將生殖暴力與種族滅絕的法律定義聯繫起來，是這兩份報告最具爭議也最具深度的分析維度。根據1948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種族滅絕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的行為，其中包括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以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法律要件的審視

報告認為，加薩正在發生的情況，可能符合這一定義。通過系統性摧毀孕產婦保健系統、導致大規模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製造普遍的飢餓與創傷，以及直接攻擊生殖設施，衝突製造了一種生活狀況，其後果是巴勒斯坦人口，特別是其未來世代，遭受毀滅性打擊。出生率41%的暴跌，不僅僅是一個人道主義指標，從人口學角度看，這是一個群體生存活力急劇衰退的信號。

以色列國防軍對此類指控予以堅決否認。在報告發佈後，以軍發表聲明譴責所提出的指控，稱其不能反映地面現實，且並非基於事實。聲明強調：以色列國防軍從未、也絕不會蓄意以婦女為目標，這與哈馬斯恐怖組織在10月7日襲擊中謀殺、強姦和綁架婦女的行為形成對比。聲明還表示，以軍及協調加沙准入的國防部單位COGAT，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致力於為加沙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便利，包括一般醫療援助，特別是針對婦女和孕產婦護理的援助。

然而，國際調查機構與以色列官方敘述之間存在巨大鴻溝。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界定意圖。軍事行動造成的平民傷亡和基礎設施破壞，在武裝衝突法中可能被歸為附帶損害。但當這種破壞呈現出明顯的系統性、針對特定群體（如孕婦、新生兒）的關鍵生命支持系統，並且存在像摧毀生育診所這樣難以用軍事必要性解釋的行為時，法律分析的天平便會向蓄意製造毀滅性生活狀況傾斜。

停火之後的陰影：持續危機與代際創傷

儘管2023年10月生效的停火協議減緩了大規模軍事行動，但加沙的危機遠未結束。生活依然岌岌可危。空襲和交火雖已減少，但並未停止。與此同時，近期的冬季風暴加劇了危機，在早已不堪重負的流離失所者營地造成死亡和洪水。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言人詹姆斯·埃爾德指出，自停火以來，加沙地帶仍有超過100名兒童死亡。僅今年冬天，我們就已得知有6名兒童死於體溫過低，埃爾德說。強風刮倒的牆壁砸向流離失所者脆弱的帳篷，導致至少四人死亡，其中包括兩名婦女和一名女孩。加沙衛生部報告，一名1歲男嬰在夜間因體溫過低身亡。這些非直接暴力的死亡，凸顯了在基礎設施被摧毀後，即使戰事緩和，平民——尤其是最脆弱的兒童——依然暴露在極高的環境風險之中。

長遠的代際影響

這場危機的影響將遠遠超出當前的衝突時期。報告警告，戰爭創傷、普遍的營養不良、醫療照護的缺失，將對倖存兒童的身心健康產生深遠影響。大量兒童在發育關鍵期經歷極端壓力，可能導致長期的心理健康問題、認知發展障礙和身體健康隱患。而孕產婦在極度壓力下懷孕和分娩，其子女的健康起點也已被嚴重拉低。

這意味著，加薩不僅失去了一代人的生命，其未來數代人的生存質量與潛力也已被預先剝奪。人口結構的創傷——出生率驟降、兒童死亡率高企、普遍的健康危機——將重塑這片土地的社會圖譜，其影響可能持續數十年。

加薩的報告揭示了一種現代衝突中日益清晰卻常被忽視的暴力維度：針對人口再生產能力的戰爭。這不再僅僅是關於領土、資源或政治控制權的爭奪，而是觸及一個民族生物性與社會性延續的根本。當醫院產房、生育診所和孕婦的安全成為攻擊目標時，衝突的性質便發生了某種根本性的轉變。

數據的冰冷與個人證詞的血淚共同指向一個結論：在加沙，戰爭正以一種最徹底的方式——透過摧毀生命誕生與存續的條件——進行著。無論最終的法律定性如何，這些報告已然將生殖暴力這一概念，刻入了當代武裝衝突與人權研究的 lexicon 之中。它迫使國際社會、法律學者和人道主義工作者去審視，當暴力滲透至人類生育與養育的最私密領域時，我們現有的法律與道德框架是否足以應對，又該如何重建對生命最基本尊嚴的捍衛。加沙的悲劇表明，最殘酷的戰爭，或許正是那場針對未來的、悄無聲息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