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權力擴張：對美國及拉美民主規範的衝擊

2025年1月8日，當《紐約時報》的四名記者在橢圓形辦公室向唐納德·特朗普提問時，他們觸及了一個核心問題。就在採訪前，美國軍方在未通知國會、更未獲授權的情況下，於委內瑞拉採取行動，將尼古拉斯·馬杜羅趕下台，並宣布控制這個拉美國家及其石油資源。記者們問，在全球舞台上，他的權力是否還有任何限制。特朗普的回答簡潔而令人不安：有。我自己的道德觀。我自己的思想。這是唯一能約束我的東西。

這個回答，與同一天在明尼阿波利斯發生的另一件事形成了詭異的呼應。一名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聯邦特工，朝車內37歲的美國公民妮可·古德面部開槍，致其死亡。當時，古德正像全國許多公民一樣，跟隨聯邦特工以抗議其行動，並警告社區即將發生的移民突襲。

從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到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頭槍擊，這兩件看似遙遠的事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屆滿一年之際，被證明是不可分割且緊密相連的。它們共同描繪了一幅圖景：行政權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脹，傳統制衡機制失效，國內外的民主規範同時受到擠壓。。正如專欄作家莉迪亞·波爾格林所寫，這代表了對憲法的衝擊，模糊了執法與軍事行動、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界限，無論是在西半球還是在美國城市的街道上。

權力重構：行政分支的「帝王化」躍進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開局，並非始於溫和的試探，而是一場權力的閃擊戰。2025年1月20日就職當天，一系列行政命令如洪水般湧出，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莫過於赦免所有因衝擊國會大廈而被定罪的人。這不僅僅是一項政策，更是一份不受追責的政治宣言，為後續行動定下了基調。

一年來，這種透過行政命令直接施政的模式已成為常態。從大幅收緊的驅逐出境政策、關閉難民項目，到戲劇性削減對外援助和研究經費，再到針對環境政策和科學機構的行動，特朗普政府繞開國會立法程序的意圖十分明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凱文·克魯斯指出，最顯著的變化是特朗普努力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全能的獨裁者。他聲稱並行使了以往任何總統都未曾嘗試的權力，將總統職權大幅擴展至憲法界限之外。

這種擴張得以實現，依賴於一個關鍵的政治現實：一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一个顺从的共和党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克魯斯分析道，他們的行動與不作為，在實踐中終結了自建國以來一直是美國政府支柱的權力制衡。國會並未扮演憲法預設的制衡角色，反而時常成為行政權力的助推器。最高法院則在關鍵裁決中，為總統擴權打開了綠燈。

以財政權為例，憲法明確規定錢袋子由國會掌控。然而，特朗普政府多次拒絕支出國會已撥付的款項，同時又試圖動用未經批准的經費。賓夕法尼亞大學憲法學教授凱特·肖強調，這是對三權分立的正面攻擊。總統篡奪了屬於國會的權力，而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很大程度上為這種行為提供了便利，其影響將持續多年。

制度侵蚀：從「深層國家」到「問責崩潰」

特朗普權力擴張的另一個維度，是對聯邦政府本身的系統性改造。其核心敘事是將專業、非政治化的官僚體系斥為深層國家，並對其發動持續攻擊。這種攻擊並非空談，而是通過系統性的人事清洗和機構重組來實現的。

無數受法律保護、本應免於隨意解職的公務員被撤換。聯邦機構被任意更名、解散或功能扭曲。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等執法機構，被廣泛認為已從法律執行部門，轉變為服務於政治怨恨和個人意志的工具。民主黨策略師雷切爾·比特克羅弗指出，這導致聯邦政府中已不存在任何能夠要求與MAGA運動結盟者承擔責任的力量。她警告，美國正陷入一個深坑，當國家行為者造成傷害時，只要這個政權繼續掌權，就沒有現實的責任追究預期。

法治的基石正在聯邦層面發生顯著的功能性失靈。暴力行為在政府授權下實施卻不受懲罰，本應介入的機制已不復存在。這種變化在移民執法領域尤為觸目驚心。明尼阿波利斯的悲劇並非孤例，它反映的是一個問責制已崩潰的體系。就連在保守派和年輕男性中擁有巨大影響力的播客主喬·羅根也發出質問：我們真的要變成蓋世太保嗎？我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

司法系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過去一年中，包括保守派在內的眾多法官，以明確無誤的語言對特朗普政府的反民主傾向表示深切擔憂。武斷的、任性的、令人震驚的等形容詞頻繁出現在反對其政策的判決書中。一位由里根任命的法官甚至直接質問政府的行為是否構成對種族和LGBTQ群體的歧視，並痛心疾首地問道：我們已經墮落到如此地步了嗎？我們難道不感到羞恥嗎？

政府的標準回應，是將任何做出不利裁決或發表反對意見的人貼上瘋子或激進分子的標籤。這背後是一套旨在瓦解事實與真相作為資訊和辯論基礎的長期戰略。當司法部長對聯準會主席發起前所未有的刑事調查時，前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的警告振聾發聵：如果你可以無緣無故地對敵人提出指控，那麼我們就不再生活在一個法治社會了。

輻射效應：拉丁美洲後院與全球秩序的動盪

特朗普的權力擴張絕非僅限於美國本土，其影響迅速外溢，首當其衝的便是被視為後院的拉丁美洲。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是這一外交新範式最赤裸的展示。行動完全繞開國會，以單邊方式推翻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並公開宣稱控制其石油資源。這標誌著美國對拉美政策從傳統的門羅主義干涉，轉向了一種更加直接、更少顧忌、更具交易性的新帝國主義模式。

這一事件向拉美地區傳遞了明確信號：美国将更少地透过多边机构或外交渠道行事，而更多地依赖单边军事和经济胁迫。。它削弱了美洲國家組織等區域機構本就脆弱的權威，並可能刺激該地區其他強人領袖進一步效仿威權統治模式，因為他們看到了與美國政府進行交易而非遵守民主規範的可能。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大幅削減對外援助，尤其是針對中美洲促進治理和法治的項目。分析顯示，這種收縮並非簡單的預算調整，而是有意為之的戰略選擇：放棄通過支持民主制度來維護長期穩定的路徑，轉而採用以即時威脅和懲罰為主的強制外交。。從長遠看，這可能加劇拉美地區的貧困、腐敗和不穩定，最終導致移民北上的壓力有增無減，與特朗普政府封鎖邊境的核心承諾背道而馳。

在全球層面，特朗普反覆無常的關稅威脅、對北約等盟友的公開蔑視、以及對格陵蘭等領土的非常規主張，共同塑造了一個不可預測、交易至上的美國形象。有影響力的保守派分析家尤瓦爾·萊文認為，特朗普雖然兌現了關稅和邊境管控等競選承諾，但他破壞了人們認為聯邦政府是一個可靠、可預測行為者的觀念。萊文指出，這種短視行為付出的代價遠大於收益，因為一個可預測、可靠的政府所提供的穩定性，曾是美國人生活中一項巨大的隱形補貼。

脆弱的抵抗：民主韌性的最後防線

面對系統性的權力侵蝕，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已完全失守？答案是否定的，但防線已變得異常脆弱和零散。抵抗的力量正在多個層面以不同形式展開，儘管它們尚未能扭轉大局。

司法系统仍然是关键战场。雖然最高法院的表現令人失望，但許多聯邦下級法院成為了抵禦行政權力擴張的堡壘。他們通過簽發禁制令、駁回無理訴訟等方式，延緩或阻止了政府的一些最激進政策。憲法學教授凱特·肖將希望寄託於這些下級法院，以及普通美國人為保護基本的憲法保障免於永久消失而進行的動員。

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利用少數派地位發起調查、舉行聽證，試圖履行監督職責。然而，在共和黨控制兩院的情況下，這些努力大多難以轉化為實質性的制衡立法。真正的考驗將在2026年11月的中期選舉。屆時，選民的態度將決定國會能否恢復其憲法規定的制衡功能。

公民社會與媒體的角色變得至關重要，也更为危險。部分公務員仍在系統內部進行軟抵抗，通過拖延、洩露信息或嚴格按照規章辦事來對抗不當指令。獨立媒體繼續進行調查報導，儘管面臨人民公敵的污名化和日益增長的法律威脅。公眾的不滿也在積聚。多項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始終未能突破40%。明尼阿波利斯事件後，過於殘酷和非人道的行動被證明是不得人心的，甚至引發了部分保守派陣營的批評。

企業界、法律界和學術界的反應則複雜得多。一些科技巨頭和大企業高管選擇了沉默或妥協，擔心成為報復目標。許多律師事務所和大學在面臨壓力時也顯得猶豫。這種沉默本身，客觀上為權力的進一步擴張掃清了障礙。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是美国宪政民主面临严峻压力测试的一年。总统权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扩张，国内外的民主规范同时受到挑战。这一过程并非通过一场政变完成，而是通过對現有制度的系統性扭曲、對問責機制的逐步瓦解以及對法治精神的持續腐蝕。来实现的。

美國民主的韌性正在遭受考驗。制度性的制衡——國會、法院、媒體——雖然 weakened，但尚未崩潰。公民社會的抵抗時隱時現。然而，權力擴張的慣性巨大，而制約力量分散且脆弱。歷史的教訓表明，民主的衰落往往不是一個突然事件，而是一個漸進過程，始於對規範的侵蝕，繼而是制度的空轉，最後才是權利的喪失。

未來三年，拉鋸將繼續。每一場法庭訴訟、每一次國會聽證、每一篇調查報導、每一次街頭抗議，都可能成為決定天平傾斜方向的關鍵砝碼。最終問題在於，在一個權力日益集中於行政分支、制衡機制不斷退讓的體系中，那句「我們不是君主國」的司法宣言，是否還能從一項歷史原則，轉變為活生生的政治現實。答案將不僅決定美國的命運，也將為全球民主的未來提供一個至關重要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