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火下的死亡：加沙記者與兒童遇襲事件背後的戰爭邏輯與媒體困境

加沙地帶中部，一輛車身印有埃及救援委員會標誌的汽車在路邊燃燒，黑煙滾滾，殘骸碎片散落一地。車內三名巴勒斯坦記者——穆罕默德·薩拉赫·卡什塔、阿卜杜勒·拉烏夫·沙阿特和安納斯·格內姆——的生命，在2026年1月21日這個星期三的下午戛然而止。他們當時正前往內察里姆地區，準備拍攝一個新建立的流離失所者營地。幾乎在同一日，加沙不同角落，兩名13歲男孩的生命也以類似的方式終結：一個在布雷吉難民營東部與父親一同死於以軍無人機襲擊，另一個在巴尼蘇海拉鎮東部撿拾柴火時被以軍士兵射殺。

這一天，加沙衛生部門統計的死亡人數至少達到11人。自2025年10月10日脆弱的停火協議生效以來，已有超過470名巴勒斯坦人死於以色列的炮火之下。冰冷的數字背後，是具體而微的個體悲劇，以及一個在名義上的平靜期裡依然被暴力深刻塑造的現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遇難者中包括3名記者，這使得自2023年10月戰爭爆發以來，在加沙遇害的記者總數超過了人。這個被圍困的沿海飛地，已成為全球對新聞工作者而言最致命的戰區，沒有之一。

事件剖面：一場「精確打擊」與多方敘事

以色列國防軍的聲明簡潔而典型：部隊在加沙中部識別出數名操作隸屬於哈馬斯無人機的嫌疑人，由於該無人機對部隊構成威脅，國防軍精確打擊了激活無人機的嫌疑人。軍方補充，事件細節正在審查中。這套話語體系，已成為以軍在加沙行動後標準化的解釋模板。

然而，來自現場的其他敘事描繪了截然不同的圖景。

埃及救援委員會發言人穆罕默德·曼蘇爾明確指出，遇襲車輛屬於該委員會，所有車輛均帶有顯著標識，且以色列軍方知曉這一點。襲擊發生在距離以色列控制區約5公里處。委員會成員馬哈茂德·賈邁勒的陳述更具象：該區域是綠色區域（安全區），沒有轟炸或任何類似情況。他們像所有人一樣，在那裡正常進行工作。現場目擊者向法新社描述，記者們當時正在使用無人機拍攝埃及救援委員會管理的人道主義援助分發工作。

遇难记者阿卜杜勒·拉乌夫·沙阿特是法新社的长期供稿人。法新社在哀悼声明中强调，沙阿特当时并未执行该社任务，并形容他是一位深受爱戴、心地善良、深度投入的同事，同时要求对其死亡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巴勒斯坦记者工会的声明则更为尖锐，指责这是以色列蓄意针对巴勒斯坦记者、压制巴勒斯坦声音、阻挠事实传播、掩盖针对平民罪行的系统性政策证据，并称其构成战争罪。

分析显示，冲突各方的陈述存在根本性断裂。 以色列軍方強調威脅感知與軍事必要性，將目標人物定義為嫌疑人並與哈馬斯關聯。而人道組織、媒體同行及當地見證者則強調任務的民用、人道及新聞性質，突出車輛的明確標識與事發地點的非戰鬥屬性。這種敘事鴻溝，恰恰是加沙衝突中信息戰的核心戰場。

兒童之死：停火線兩側的日常風險

與記者遇襲事件同樣刺痛人心的，是兩名13歲男孩的死亡。他們的故事，揭示了停火狀態下加沙平民，尤其是兒童，所面臨的持續且不可預測的危險。

在布雷吉難民營東部，一名13歲男孩、他的父親和一名22歲男子據報被以色列無人機擊中。在巴尼蘇海拉鎮，男孩穆塔西姆·阿爾-沙拉菲被以軍士兵射殺，當時他正在撿拾柴火。他的母親薩法·阿爾-沙拉菲告訴美聯社：他早上餓著肚子出去的。他告訴我他會快去快回。在線流傳的影片中，男孩的父親在醫院的病床前對著兒子的遺體痛哭。

這些事件引發了一系列尖銳的問題：這些男孩是否越過了劃分以色列控制區與巴勒斯坦居民區的停火線？以軍在開火前是否進行了充分的警告與識別？在一個人道危機深重、家庭為獲取基本烹飪燃料而不得不讓孩子冒險的環境中，軍事威脅的邊界究竟如何界定？

加沙衛生部門的數據提供了更宏觀的圖景：自停火生效以來，至少有77人在停火線附近被以軍槍火打死。超過100名兒童在停火期間死亡，其中包括最近幾天因失溫症夭折的兩名嬰兒。這些數字勾勒出的，是一個儘管大規模戰鬥暫停，但平民，特別是兒童，生命脆弱性絲毫未減的殘酷現實。停火協議停止了軍隊的集結與推進，卻未能建立起保護平民生命的基本規則與有效屏障。

加薩的媒體暗夜：為何記者成為高風險群體？

三名記者的死亡並非孤立事件。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數據，僅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一年間，以軍就在加沙打死了至少29名巴勒斯坦記者。保護記者委員會的數據顯示，自2023年10月戰爭爆發以來，已有超過206名記者和媒體工作者在加沙遇害。2024年成為該組織有記錄以來全球戰地記者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

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背后，是多种因素交织形成的完美风暴。

首先，是准入限制與資訊依賴的悖論。以色列長期禁止國際記者獨立進入加沙報道。除少數由軍方組織的受控訪問外，國際新聞機構不得不幾乎完全依賴當地的巴勒斯坦記者和居民來獲取第一手畫面與資訊。這使得巴勒斯坦本地記者承擔了前線報道的幾乎全部風險，成爲了世界瞭解加沙真相不可或缺卻又極度脆弱的眼睛。

其次，是軍事行動中的模糊界定與高風險環境。以軍頻繁將任何可疑的電子設備（如無人機）操作與哈馬斯軍事活動相關聯，即便這些設備被廣泛用於新聞採集。在高度緊張、強調先發制人的戰場環境中，新聞工作所需的設備與行為（如拍攝、使用通訊工具）極易被誤判或直接認定為軍事威脅。加沙地帶人口密集、交戰規則複雜，任何移動都可能被置於放大鏡下審視。

再者，是系统性指控与缺乏问责。巴勒斯坦記者工會和國際媒體監督機構多次指控以色列存在針對記者的系統性行為。儘管以軍聲稱對多起記者死亡事件進行調查（例如2025年8月導致美聯社視覺記者馬里亞姆·達加等5人死亡的醫院襲擊事件，調查已持續近5個月），但鮮有調查結果公佈或導致追責。這種問責機制的缺失，無形中降低了攻擊行為的成本。

記者在加沙的死亡，已遠超附帶損傷的範疇。它侵蝕了衝突記錄與監督的基礎，製造了信息的黑洞，並使得受害者的故事更難被世界聽見。當記錄者自身成為被系統性清除的目標時，歷史的面貌注定將變得殘缺不全。

脆弱的停火與未竟的和平：結構性暴力的延續

2025年10月的停火協議，是美國推動的和平計劃的第一階段，旨在透過交換被扣押人員、部分撤軍來暫停長達兩年的戰爭。儘管大規模軍事對抗停止了，但協議並未能帶來真正的安全與穩定。

停火狀態下的持續傷亡，揭示了結構性暴力的延續。 這種暴力不一定表現為大規模戰役，而是通過日常的軍事存在、嚴格的控制、頻繁的定點清除和對生存空間的擠壓來體現。超過470名巴勒斯坦人在停火期死亡，這一數字本身就對停火的概念構成了諷刺。它表明，只要根本性的敵對狀態、領土控制爭端和安全邏輯不改變，低烈度的致命暴力就會成為常態。

與此同時，人道主義危機並未緩解。居民報告仍然缺乏毯子、保暖衣物和生火木材。加沙自戰爭初期以來就沒有中央供電。生存資源的極端匱乏，迫使平民（包括兒童）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進入高風險區域，從而與軍事防線產生致命交集。

在另一個維度，以色列同日對黎巴嫩南部多個地點（包括武器儲存設施）的空襲，以及黎巴嫩境內導致人員傷亡的無人機襲擊，提醒人們加沙衝突並非孤立存在。它與更廣泛的地區緊張局勢，特別是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的對抗，緊密相連。地區和平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一處的火花可能點燃另一處的火藥桶。

結論：當「常態」成為悲劇

加沙1月21日的死亡事件，不是一場意外，而是一個縮影。它縮影了在名義上的和平時期，戰爭邏輯如何繼續支配著普通人的生活與死亡；縮影了新聞工作者在記錄真相時所付出的駭人代價；也縮影了在沒有政治解決方案的情況下，所謂停火所能帶來的安全的局限性。

記者阿卜杜勒·拉烏夫·沙阿特的鏡頭永遠定格，13歲男孩穆塔西姆·阿爾-沙拉菲再也無法帶著柴火回家。他們的死亡，在官方的戰報中可能只是寥寥數語，但在加沙破碎的土地上，卻是一個家庭世界的崩塌，是一段歷史記錄的缺失。

國際社會對人道主義援助的討論仍在繼續，關於和平計劃第二階段的談判也在進行。然而，只要保護平民生命——無論是撿柴的兒童還是拍攝的記者——不被置於絕對優先的地位，只要攻擊行為可以輕易地用威脅感知來辯解而無需承擔充分後果，那麼加沙的日常就仍將被這種低語式的暴力所定義。

真正的平靜，並非僅僅源於槍聲的暫時沉寂，更源於對生命尊嚴的共同承認與制度性保障。在達到那個彼岸之前，加沙的每一天，都仍在為生存而進行的殘酷跋涉中，等待著下一個未知的威脅，與下一聲不知來自何處的槍響。而世界通過日益減少的眼睛所看到的，或許只是這場漫長悲劇中，逐漸模糊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