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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金融核選項:拋售美債如何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新籌碼

24/01/2026

達沃斯的雪尚未融化,一場圍繞格陵蘭島歸屬的口水戰卻意外揭開了全球金融秩序中一道鮮為人知的裂縫。2025年1月,當唐納德·特朗普半開玩笑地重提美國購買格陵蘭島的可能性時,歐洲的回應超出了傳統外交辭令的範疇。德意志銀行全球外匯研究主管喬治·薩拉維洛斯在一份迅速流傳的分析筆記中寫下了一句後來被反覆引用的論斷:歐洲擁有格陵蘭,但歐洲也擁有大量美國國債。這句話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其漣漪迅速擴散至全球金融市場。

短短幾天內,從哥本哈根到斯德哥爾摩,多家歐洲養老基金宣布減持或計劃拋售所持的美國國債。丹麥的AkademikerPension基金清算了價值約1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頭寸;瑞典最大的養老基金之一Alecta拋售了大部分美債持倉;管理着5380億歐元的荷蘭公務員養老基金ABP,其美債持有量在2025年3月至9月間驚人地減少了約100億歐元,從290億歐元降至190億歐元。這些看似孤立的財務決策,在特定的政治語境下被串聯解讀,指向一種可能性:歐洲是否正在將手中的美國國債,從單純的金融資產轉變為地緣政治博弈的潛在槓桿?

美債:美國力量的基石與阿喀琉斯之踵

要理解這場風波的深層含義,必須首先認識美國國債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國國債本質上是由美國財政部發行的政府借據,是全球規模最大、流動性最高的主權債務市場。它們被各國央行、金融機構、養老基金乃至個人投資者視為終極的安全資產,是國際金融體系的壓艙石。然而,這種地位的背後,是一個日益龐大的債務依賴。

截至2025年初,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攀升至約38.4萬億美元,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25%。更為關鍵的是,其中約26%的債務將在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需要以更高的利率進行再融資。美國財政部每年僅利息支付一項,就即將觸及1萬億美元的門檻,佔聯邦總支出的比例從2021年的區區3%飆升至15%。這個數字勾勒出一個清晰的現實:美國政府的運轉,高度依賴於全球投資者持續不斷地為其債務買單的意願。

外國投資者持有約三分之一的流通中美國國債。日本以超過1萬億美元的持有量位居榜首,緊隨其後的是英國和中國。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其角色尤為突出。根據德意志銀行的估算,歐洲投資者持有的美國金融資產(包括國債和股票)總價值高達約8萬億美元,幾乎是世界其他地區總和的兩倍。比利時、法國、瑞士等國都是重要的美債持有方。這種深度綁定,既賦予了歐洲投資者巨大的市場影響力,也暴露了美國經濟的一個結構性軟肋:其財政可持續性,與外國資本的持續流入息息相關。

「拋售威脅」的傳導機制:從市場訊號到政治壓力

歐洲投資者拋售美債的威脅,其威力並不必然在於大規模、協調一致的拋售行動本身——這種行動對拋售者同樣會造成巨大損失。真正的武器化潛力,在於這一威脅所能觸發的市場心理和價格傳導機制。

金融市場是預期的遊戲。當市場參與者開始認真考慮歐洲官方或大型機構投資者可能減持美債時,這種預期本身就會影響價格。其傳導鏈條清晰而迅速:拋售預期增加 → 美債市場價格下跌 → 債券收益率(與價格反向變動)上升 → 美國政府新發債融資成本提高,存量債務利息負擔加重 → 美國國內信貸環境(如抵押貸款利率)隨之收緊 → 經濟增長承壓。

2025年1月下旬的市場動態,為這一機制提供了生動的註腳。在格陵蘭島風波和拋售討論最盛之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攀升至4.30%,創下四個月新高。美元對歐元匯率也相應走軟。這種市場波動直接觸及了特朗普政府的核心關切。特朗普在競選和執政中多次承諾要降低利率,以維持經濟繁榮和資產價格。收益率攀升與此目標背道而馳。

市場已經展示過它的力量。 回顧2024年所謂的解放日,當時特朗普宣佈對一系列貿易夥伴加徵廣泛關稅,金融市場隨即以拋售美國資產作為回應,美債遭遇拋售,收益率飆升。數日後,特朗普政府便宣佈了為期90天的關稅休戰。許多分析認為,正是金融市場的劇烈反應,促成了那次政策回調。歷史似乎在2025年初重演:當特朗普在達沃斯宣佈排除對格陵蘭使用武力、並暫緩對歐洲多國的關稅威脅後,美債收益率應聲回落。這種時間上的緊密關聯,很難用純粹的巧合來解釋。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急忙出面滅火,稱歐洲進行金融報復的想法缺乏邏輯,並淡化丹麥基金拋售的影響。然而,財政部長的快速反應恰恰說明白宮對此事的敏感程度。一個依賴債務運轉的政府,無法承受長期融資成本失控性上升的風險。

歐洲的困境:核武器的威懾力與自毀風險

將美債持有作為地緣政治槓桿,對歐洲而言是一把不折不扣的雙刃劍,其使用面臨多重複雜約束。

首先是协调难题。 歐洲並非一個單一的金融決策主體。歐洲中央銀行、各國央行、商業銀行以及數以千計的私營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各自擁有獨立的資產負債表和投資策略。歐盟政治機構無法命令私營機構拋售特定資產。理論上,監管機構可以通過調整風險權重等方式,間接影響銀行持有美債的吸引力,但這過程複雜且緩慢。真正有影響力的,更可能是市場共識的形成,而非行政命令。

其次是自傷風險。 歐洲投資者持有價值數萬億美元的美國資產,其自身財富與這些資產的價值息息相關。發起一場針對美債的協調拋售,無異於主動引爆自己持有的金融炸彈。美債價格暴跌將直接導致歐洲投資者蒙受巨額賬面損失,可能引發其自身的財務危機。此外,美債市場是全球金融體系的基石,其劇烈動盪可能觸發廣泛的流動性危機和全球衰退,歐洲經濟絕難獨善其身。正如一位分析師所言:持有如此多債券的人,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債券價格暴跌。

再者是美國的報復威脅。 特朗普在福克斯商業頻道的採訪中已發出明確警告:如果歐洲拋售美國資產,美國將實施大規模報復,並聲稱我們手握所有好牌。雖然具體報復手段未明,但美國在貿易、金融、科技等領域擁有廣泛的制裁工具。一場金融對峙可能迅速升級為全面的經濟衝突,其後果難以預料。

因此,對於歐洲決策者而言,拋售美債這一選項的最大價值,或許不在於其實際執行,而在於其作為一種可信的威懾存在。 它向華盛頓傳遞了一個清晰信號:美國的單邊主義行動,可能動搖其霸權賴以維繫的金融根基。這種威懾的有效性,恰恰建立在運用它會對雙方都造成災難的基礎上——正如核威懾的邏輯。

結構性轉變:去風險化與美元信任侵蝕

拋開短期的地緣政治博弈,歐洲養老基金近期的舉動,或許揭示了更深層、更持久的趨勢:全球機構投資者正在重新評估美國資產,特別是美國國債的長期風險。

多家基金在解釋拋售原因時,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美國糟糕的財政狀況和不斷上升的政治風險。丹麥AkademikerPension基金的投資總監安德斯·謝爾德直言,決策是基於美國政府的薄弱財政。瑞典Alecta基金則將原因歸結為特朗普總統領導下美國政策不可預測性導致的風險增加。荷蘭ABP基金雖未明確歸因於特朗普政策,但其在減持美債的同時,將資金轉而投向荷蘭和德國的國債,這一去美元化、增歐洲化的資產配置轉向意味深長。

投資顧問公司Sprenkels的皮姆·佐默迪克指出: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以及更廣泛的、不斷上升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正導致養老基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批判性地審視其財務和非財務韌性。 這種韌性考量,超越了傳統的信用風險和利率風險,納入了地緣政治和政策穩定性等非傳統風險因子。

這指向一個可能的結構性轉變:美國資產,尤其是其國債,所蘊含的政治風險溢價正在系統性上升。 過去幾十年,美元和美債被視為無風險資產,這一地位支撐了美國的超額特權。然而,不斷膨脹的債務、國內政治極化、以及將經濟工具頻繁武器化的外交政策,正在侵蝕這種信任。中國在過去10年間將其持有的美債從約1.3兆美元減半,已是這一趨勢的先兆。如今,歐洲投資者似乎也開始進行類似的、 albeit更為謹慎的去風險化調整。

這種調整未必是疾風驟雨式的拋售,而更可能表現為增持放緩、期限縮短、或要求更高的收益率補償。然而,涓涓細流足以改變地貌。如果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邊際需求持續減弱,美國財政部將不得不更多地依賴國內買家(如聯準會)來消化其天量發債,這可能導致貨幣政策的複雜化,或長期利率的上行壓力。川普政府一方面承諾大幅增加國防開支(計劃到2027年將國防預算增至1.5萬億美元),另一方面又要求聯準會降息以降低融資成本,這兩者之間的內在矛盾,在外國資本流入可能放緩的背景下,將變得更加尖銳。

結論:金融相互依存時代的威懾博弈

格陵蘭島風波逐漸平息,但由它引發的關於金融武器化的討論,卻為理解新時代的大國博弈打開了一扇窗。它揭示了一個核心悖論:全球化時代形成的深度金融相互依存,在創造共同利益的同時,也孕育了相互脆弱性,而這種脆弱性本身可以轉化為政治權力。

歐洲投資者考慮拋售美債,本質上是一種相互確保經濟摧毀戰略的雛形。它不太可能以一場協調一致的金融閃電戰形式出現,那對發起者而言無異於自殺。然而,作為一種懸而未決的威脅,它已經展現了其影響力。它通過影響市場預期,迫使華盛頓在制定激進單邊政策時,不得不將本國金融穩定的成本納入算計。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這場風波是美國全球霸權基石出現細微裂痕的徵兆。美元和美債的霸權地位,不僅建立在經濟規模和市場深度上,更建立在全球對其制度穩定性、政策可預測性和法律可靠性的信任之上。當這種信任因國內政治紛爭、債務不可持續性和對外政策反覆無常而受到侵蝕時,霸權的基礎便開始鬆動。

歐洲養老基金的資產配置調整,或許只是全球資本漫長再平衡過程的開始。未來,地緣政治風險將更深度地融入全球資產定價模型。對於美國而言,最大的挑戰或許不是來自外部的某個具體威脅,而是如何管理其自身不斷膨脹的債務和政治風險,以維持全球資本對其金融體系的長期信心。而對於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如何在享受美元體系便利的同時,降低對其的過度依賴,構建更具韌性的金融架構,將成為一項日益緊迫的戰略課題。

達沃斯的喧囂終會散去,但市場記下的價格波動和機構投資者的資產組合變化,將成為這個時代權力轉移的無聲註腳。在21世紀的國際關係中,國債收益率曲線與航空母艦一樣,都可能成為投射力量的工具,只是其運作邏輯更加隱秘,也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