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社群媒體成癮訴訟：科技巨頭面臨產品設計根本性質疑

1月27日，美國洛杉磯縣高等法院，陪審團遴選程序正式啟動。這並非一起普通的產品責任訴訟。原告席上，是數百個美國家庭和超過250個學區；被告席上，是Meta、YouTube（谷歌旗下）和TikTok（字節跳動旗下）的律師團隊。核心指控直指科技行業的心臟：這些公司是否為了利潤，故意將社交產品設計成對青少年具有成癮性並造成心理傷害？就在開庭前夕，Snapchat母公司Snap和TikTok先後與本案的風向標原告達成保密和解，選擇退出這場首場陪審團審判。剩下的Meta和YouTube，將直面一場預計持續6到8週、可能重塑全球社交媒體商業模式的司法對決。

案件核心：從內容審查轉向產品設計問責

這起訴訟的關鍵轉折點，發生在去年11月。主審法官卡羅琳·B·庫爾（Carolyn B. Kuhl）作出了一項關鍵裁決：陪審團在審議時，不僅需要審查平台上的用戶生成內容，更必須審視公司自身的產品設計選擇。這一裁決，實際上為原告方繞開《通信規範法案》第230條的保護打開了法律通道。該條款長期以來被視為科技公司的護身符，豁免了平台對用戶發布內容的責任。

原告方的訴訟策略借鑑了上世紀90年代對抗菸草巨頭的成功經驗。訴狀中明確寫道：被告大量借鑑了老虎機所使用的行為與神經生物學技術，以及菸草行業所利用的手段，故意在其產品中嵌入一系列旨在最大化青少年參與度以驅動廣告收入的設計功能。 具體指控的功能包括無限滾動、影片自動播放、推送通知以及旨在最大化用戶停留時間的推薦演算法。訴狀稱，這些功能與大腦的獎勵系統（多巴胺分泌）直接互動，對前額葉皮層仍在發育的青少年構成了不成比例的風險。

本案的風向標原告是一位19歲的加州奇科市女性，法庭文件中僅以姓名首字母K.G.M.指代。她的經歷被原告律師馬修·伯格曼（Matthew Bergman）稱為一代迷失孩子的縮影。根據法庭文件，K.G.M.從6歲開始觀看YouTube，8歲開始上傳內容，9歲擁有第一部iPhone並註冊Instagram，13歲加入Snapchat。她聲稱，隨之而來的是幾乎每時每刻的刷屏、發帖，以及對互動數據的焦慮，同時伴隨著同齡人的欺凌、陌生人的惡意評論以及成年男性的性暗示。她的母親在證詞中描述，女兒長期記憶受損、無法離開手機，一旦被拿走手機就會情緒崩潰，如同有人去世一般。K.G.M.本人則在證言中說：我希望我從未下載過它。

內部文件與「知情決策」的指控

案件的爆炸性潛力，部分在於即將被解封的大量公司內部文件。美國司法協會的律師茱莉亞·鄧肯（Julia Duncan）透露，其中一份文件顯示，一名Instagram員工將這款應用稱為毒品，另一名員工則評論說哈哈，我們基本上就是毒販。這些內部交流如果被呈堂，將有力支持原告關於公司知情的指控。

科技監督項目（Tech Oversight Project）執行主任薩沙·霍沃斯（Sacha Haworth）在Snap和TikTok相繼和解後評論道：除非你不想讓那些東西公之於眾，否則你不會選擇和解……公眾並不真正知道即將到來的是什麼。 這暗示了被告公司可能面臨極具破壞性的證據披露風險。

被告方則堅決否認其產品旨在傷害兒童。Meta在一份聲明中強調，其長期以來致力於支持年輕人，並認為將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簡單歸咎於社交媒體過度簡化了一個嚴肅的問題。谷歌發言人何塞·卡斯塔涅達（José Castañeda）稱相關指控完全不實，YouTube始終將提供更安全、更健康的體驗作為核心工作。在法律辯護上，除了援引第230條，科技公司預計還將強調，心理健康問題成因複雜，包括學業壓力、校園安全、社會經濟挑戰等多重因素，難以確立社交媒體與具體傷害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

行業地震：從法律防禦到商業模式挑戰

這場審判之所以被觀察家稱為劃時代，是因為它可能撼動社交媒體行業賴以生存的根基——基於用戶注意力和參與度的廣告商業模式。聖克拉拉大學法學教授埃里克·戈德曼（Eric Goldman）指出，在法庭上敗訴可能對社交媒體公司構成生存性威脅。如果陪審團裁定這些公司的產品設計本身存在缺陷且具有危害性，將開創一個先例，導致後續數千起類似訴訟如潮水般湧來。

事實上，這僅僅是冰山一角。今年6月，在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市，另一場聯邦層面的風向標審判將啟動，代表的是起訴社交媒體平台損害兒童的眾多學區。此外，超過40個州的總檢察長已對Meta提起聯合訴訟，指控其故意設計Instagram和Facebook的功能，使兒童成癮，加劇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新墨西哥州下週也將開始遴選陪審團，審理一起指控Meta未能保護年輕用戶免受性剝削的獨立案件。

從更廣泛的監管趨勢看，公眾情緒和立法風向正在轉變。皮尤研究中心去年春季的一項研究顯示，約一半的美國青少年認為社交媒體對他們這個年齡段的人有害，干擾睡眠並損害效率。澳洲已立法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英國也在考慮類似措施。紐約州則在2024年通過了《兒童安全法案》（SAFE for Kids Act），直接干預平台設計，限制對未成年人推送成癮性演算法資訊流，並禁止在未經驗證的家長同意下向未成年人發送夜間通知。

審判之外：全球性監管範式轉變的開端

無論洛杉磯審判的最終結果如何，它都標誌著一個關鍵轉折點：對科技巨頭的問責焦點，正從傳統的內容審核，轉向更深層次的產品架構和商業模式設計。這不再是關於某個暴力或不良影片是否被及時刪除，而是關於無限滾動和自動播放這類底層交互邏輯是否在本質上利用了青少年的認知脆弱性。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瑪麗·安妮·弗蘭克斯（Mary Anne Franks）指出：科技行業一直受到優待——我認為我們開始看到這種情況發生變化。 這場審判迫使法庭和公眾去審視一個根本性問題：當一項服務的核心設計邏輯與公共健康目標（尤其是保護未成年人）相衝突時，企業的責任邊界在哪裡？

從戰略角度看，Snap和TikTok在最後一刻選擇和解，是一種風險控制策略，避免了核心機密在公開法庭上曝光，也規避了首案敗訴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判例效應。而Meta和YouTube選擇應戰，則是一場高風險的對賭，賭的是陪審團難以在法律上確立設計即傷害的因果關係，並相信第230條的保護傘依然有效。

這場在洛杉磯法庭上演的較量，其影響將遠遠超出法庭的四面牆。它正在重新定義數位時代的產品責任，並可能迫使全球的社交媒體公司重新編寫他們的演算法，不僅僅是調整內容規則，而是重構吸引和留住使用者的基本方式。這不再是一場關於螢幕上顯示什麼的辯論，而是一場關於螢幕本身如何運作的拷問。當法庭開始質詢注意力的設計而不僅僅是內容時，其回響將深遠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