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媒體巨頭加州受審：演算法成癮指控與兒童保護的法律對決

2026年2月9日，洛杉磯縣高等法院第61號法庭內，原告律師馬克·拉尼爾將一套印有字母的兒童積木堆在陪審團面前。他告訴九名陪審員，這起針對Meta和谷歌旗下YouTube的訴訟簡單如ABC——A代表成癮，B代表大腦，C代表兒童。這場被法律界視為風向標的審判，核心指控是兩家科技巨頭通過設計製造成癮，蓄意將未成年人困在演算法構建的數位牢籠中。與此同時，在新墨西哥州聖菲市，另一場針對Meta的獨立審判同步開啟，焦點是平台是否成為兒童性剝削的溫床。

兩線作戰的司法圍剿

洛杉磯法庭的案件圍繞一名化名為凱莉·G.M.的20歲加州女性展開。法庭文件顯示，她6歲開始使用YouTube，11歲註冊Instagram帳戶，隨後陸續接觸Snapchat和TikTok。她的律師團隊提交的訴狀指出，長期使用這些平台導致她陷入抑鬱、焦慮、飲食失調的惡性循環，並伴有自殺傾向。案件的特殊性在於，原告方並未直接挑戰平台上的有害內容——那通常受美國《通信規範法》第230條保護——而是指控平台的基礎設計存在根本缺陷。

他們建造的不是應用，而是陷阱。拉尼爾在開場陳述中展示了多份Meta和谷歌的內部文件。其中一份谷歌內部演示文稿明確將使用戶成癮列為目標；另一封據稱來自馬克·扎克伯格的郵件，則要求團隊扭轉年輕用戶在Instagram上參與度下降的趨勢。原告方策略清晰：借鑒1990年代對抗煙草行業的成功經驗，證明企業明知產品有害卻為利潤蓄意隱瞞。

新墨西哥州的案件採用了更直接的調查手段。州檢察長勞爾·托雷斯辦公室的調查人員創建了偽裝成未成年人的帳戶，記錄收到的性引誘信息及Meta的應對。起訴書指控Meta的算法和帳戶功能鼓勵未成年人強迫性使用，同時為 predators 創造了滋生地。該案是40多個州檢察長對Meta提起的訴訟中首個進入審判程序的。

法律盾牌與商業模式的正面碰撞

科技公司的辯護核心始終是《通信規範法》第230條。該條款通常豁免互聯網平台對用戶發布內容的責任。但本案原告方提出了一個新穎的法律論點：責任不在於用戶生成的內容，而在於平台為最大化用戶參與度、從而提升廣告收入所設計的成癮性架構。

美國企業研究所技術政策研究高級研究員克萊·卡爾弗特指出，這起風向標案件的結果，將為全美各地數百起類似訴訟確立先例。案件選擇了3名原告進行測試性審判，凱莉·G.M.是首位。她的案件結果將直接影響後續數千起索賠的法律走向。

Meta和谷歌的回應策略是斷然否認加積極辯護。Meta發言人表示強烈反對這些指控，並相信證據將顯示公司長期致力於支持年輕人。該公司列舉了近期為青少年推出的多項保護措施，包括更嚴格的默認設置、內容限制以及提供更多聊天對象信息的工具。谷歌發言人何塞·卡斯塔涅達稱指控完全不實，強調為年輕人提供更安全、更健康的體驗一直是我們工作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最初的4名被告中，TikTok和Snapchat在陪審團遴選開始前達成了秘密和解。這一舉動被觀察人士解讀為規避公開審判風險的策略。TikTok的和解發生在原定陪審團遴選開始前數小時，具體金額未披露。

從矽谷到法庭的證人席

洛杉磯審判的證人名單讀起來像是科技行業的權力名錄。根據法庭日程，Instagram負責人亞當·莫塞里預計最早於2月11日出庭作證。Meta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則被傳喚於2月18日站上證人席。這將是扎克伯格近年來為數不多的直接面對陪審團質詢的時刻。

原告律師團隊由馬克·拉尼爾領銜，他曾在針對製藥巨頭和石棉公司的集體訴訟中贏得數十億美元賠償。他的策略是將複雜的技術問題簡化為陪審員能直觀理解的概念。那套ABC積木就是典型例證。他還計劃向陪審團展示平台如何利用無限滾動、自動播放、推送通知和可變獎勵等設計模式——這些模式在行為心理學中與老虎機激發多巴胺分泌的機制高度相似。

社交媒體受害者法律中心創始人馬修·伯格曼的團隊參與了全美超過1,000起類似案件。他告訴法新社：這是社交媒體公司第一次因為傷害兒童而面對陪審團。該中心是一家專門代表青少年追究社交媒體公司法律責任的非營利組織。

全球監管風暴的前奏

洛杉磯和新墨西哥州的審判並非孤立事件。在加州北部奧克蘭市的聯邦法院，一場規模更大的多地區訴訟正在審理中，涉及數百個學區和家庭。這些訴訟指控社交媒體平台的設計導致校園暴力、注意力缺失和學習成績下降。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這場審判標誌著全球對科技平台監管態度的轉折。歐盟的《數位服務法》已強制大型平台進行風險評估並減輕系統性風險。英國《線上安全法》要求平台保護兒童免受有害內容侵害。美國儘管聯邦立法停滯，但各州已陸續出台類似法律，如加州《適齡設計規範法》。

分析人士指出，無論陪審團最終作出何種裁決，審判本身已經改變了遊戲規則。科技公司高管首次需要向普通公民組成的陪審團解釋算法推薦、參與度指標和增長目標之間的關聯。內部郵件、產品路線圖和A/B測試結果這些矽谷會議室裡的尋常物，如今成了法庭上的呈堂證供。

更深層的原因是，這場訴訟觸及了數字時代的核心矛盾：連接世界的工具何時變成了控制心靈的儀器？當參與度成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標，保護脆弱大腦的社會責任又該由誰來承擔？法庭需要裁決的不僅是個案賠償，更是數字產品倫理的邊界。

無法和解的世代衝突

案件原告凱莉·G.M.的成長軌跡與社交媒體的普及完全同步。她2006年出生時，Facebook剛向公眾開放兩年；她六歲開始看YouTube時，該平台日均觀看量已突破40億次；她十一歲註冊Instagram帳戶那年，該平台月活躍用戶達到5億。她的律師在訴狀中寫道：原告不僅僅是被告產品的附帶損害。他們是每個被告有意做出的產品設計選擇的直接受害者。

這場審判本質上是一場遲來的對話：在追求無限增長的數位經濟中，兒童的大腦發育是否成為了可接受的代價？科技公司提出的家長控制工具和使用時間提醒是否足夠，還是像給香煙加裝過濾嘴一樣，只是緩解公眾焦慮的表面措施？

隨著扎克伯格和莫塞里即將站上證人席，全世界都在等待答案。陪審團的裁決不會終結這場爭論，但它會為未來10年的科技監管定下基調。當法官卡羅琳·庫爾最終敲下法槌，判決書上的文字將不僅關乎兩家公司的責任，更將定義我們願意讓演算法在下一代生活中扮演何種角色。這場在洛杉磯法庭上演的戲劇，最終是關於人類注意力主權的爭奪——而陪審團手中的權力，或許比任何演算法都更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