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舞台上的「和平理事會」：川普重塑國際秩序的豪賭

2026年1月22日，瑞士達沃斯，阿爾卑斯山的清冽空氣似乎也凝固了片刻。在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站在聚光燈下，簽署了一份將可能改寫二戰後國際體系基本規則的文件——《和平理事會憲章》。台下，不到2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見證了這一時刻，他們中既有中東的石油君主，也有南美的民粹領袖，還有幾位來自歐洲邊緣地帶的政治人物。而美國傳統的西方盟友——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他們的座位空空如也。

這個被部分媒體稱為平行聯合國的機構，其誕生過程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從最初為解決加沙衝突而設想的臨時機制，演變為一個旨在確保衝突地區穩定與治理的常設國際組織；從特朗普口中可能與聯合國合作的溫和表述，到章程草案中賦予其創始人終身主席地位並擁有唯一否決權的強硬設計。短短幾個月內，一個概念迅速實體化，其速度之快，讓傳統外交界瞠目結舌。

達沃斯，這個全球精英探討世界經濟未來的場所，此刻成了地緣政治新實驗的啟動台。特朗普在演講中宣稱：今天的世界比1年前更富有、更安全、更和平。而他手中的和平理事會，正是這幅新圖景的核心架構。然而，台下缺席的盟友、國際社會的疑慮目光，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巴西總統盧拉通電話時那句選擇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告誡，都暗示著這場豪賭遠未到揭曉勝負的時刻。

一場精心策劃的「非傳統」外交亮相

分析特朗普在達沃斯的整個行程，會發現和平理事會的啟動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套組合拳的高潮。這套組合拳的每一招，都精準地服務於同一個目標：向世界展示一個強勢美國的回歸，並以此為核心，重新繪製國際權力地圖。

首先是以實力為後盾的議題設置。 在抵達達沃斯前，特朗普政府剛剛完成了一次震驚世界的行動：1月3日，美軍對委內瑞拉軍事設施發動突襲，特種部隊在首都加拉加斯抓獲了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並將其押往紐約受審。這一行動被廣泛解讀為門羅主義的21世紀升級版，向整個西半球發出了美國將不惜動用武力維護其主導地位的明確信號。緊接著，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向古巴領導人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發出最後通牒，警告其在美國採取行動前達成協議，並動用海軍攔截駛往古巴的油輪。這一系列動作，為達沃斯之行奠定了強人政治的基調——和平倡議並非來自軟弱，而是源於無可置疑的軍事和經濟優勢。

其次是利用經濟槓桿撬動政治妥協。 格陵蘭爭端是另一個絕佳案例。特朗普曾公開表示想購買這片丹麥自治領土，甚至威脅對反對此事的歐洲國家加徵10%的關稅。在達沃斯，他與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會面後，宣布找到了偉大解決方案，並暫停了關稅威脅。儘管丹麥和格陵蘭當局急忙澄清主權問題不可談判，但特朗普通過Fox新聞宣稱已獲得對格陵蘭的完全准入權，且協議將永久有效。這場風波的實際效果是：歐洲盟友在震驚中被迫重新審視與美國的關係，而特朗普則成功地將一個看似荒謬的提議，變成了展示其交易能力和意志力的舞台。正如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所言，歐洲的團結和決心產生了效果，但這恰恰暴露了歐洲在面對美國單邊壓力時的被動地位。

最后是对国内政治对手的舞台排除。 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特朗普在民主黨內的潛在競爭對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加文·紐森，原定在達沃斯美國館舉行的一場爐邊談話被臨時取消。紐森團隊指責國務院施加了壓力，他本人在社交媒體上嘲諷道：得有多軟弱和可悲，才會如此害怕一場爐邊談話？無論真相如何，效果是明顯的：在達沃斯這個國際舞台上，特朗普確保了聚光燈只打在自己身上，國內的政治噪音被隔絕在外。

這套實力-交易-掌控的組合，為和平理事會的登場鋪平了道路。它向潛在的參與者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息：這是一個由當今唯一超級大國主導的俱樂部，加入意味著接近權力中心，拒絕則可能面臨不確定的後果。

「和平理事會」的架構與權力邏輯：一場制度革命？

根據已披露的資訊和簽署儀式的情況，和平理事會並非一個簡單的多邊論壇，其設計體現了一套顛覆現有國際秩序運行邏輯的野心。

組織架構呈現出鮮明的川普烙印。 最核心的特徵是领导权的终身化与个人化。根據路透社獲取的章程草案，川普將擔任理事會的終身主席，即使未來不再擔任美國總統。他擁有唯一的否決權，並有權選擇邀請哪些國家加入，甚至罷免令他不悅的成員。這種設計完全背離了聯合國等機構基於主權平等原則的一國一票制，更像一個由美國CEO領導的全球董事會。創始成員國需在12個月內提供10億美元的資金，以換取永久成員地位，這進一步將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力直接掛鉤。

初始成員構成反映了地緣戰略的新重心。 觀察簽署國名單，能清晰看出美國外交優先級的調整：

• 中東國家佔據核心：沙烏地阿拉伯、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約旦、埃及等地區重要國家均在列。這印證了理事會從加沙和平進程起步的初衷，也顯示了川普政府將中東作為其外交遺產核心區域的決心。
• 传统西方盟友集体缺席：法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挪威、瑞典等美國最緊密的盟友均未出席儀式。法國外長明確表示拒絕，理由是擔心該理事會試圖取代聯合國；英國外交大臣質疑邀請普京談論和平的合理性；斯洛維尼亞總理則認為其授權過於寬泛，可能損害基於《聯合國憲章》的國際秩序。這種核心盟友圈的斷裂，是2戰以來罕見的現象。
• 非西方与摇摆国家成为主力：阿根廷（米萊政府）、巴拉圭、匈牙利（歐爾班政府）、保加利亞、土耳其、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國構成了創始成員的主體。這些國家大多與美國關係複雜，或在各自地區有特殊影響力，或在國內政治上與特朗普有意識形態共鳴。它們的加入，意味著和平理事會更像一個基於具體利益或臨時共識的議題聯盟，而非價值觀共同體。
• 关键大国的谨慎观望：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儘管特朗普聲稱普京已接受邀請，但克里姆林宮僅表示正在諮詢戰略夥伴）等主要力量尚未承諾加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與巴西總統盧拉的通話中，明確呼籲捍衛聯合國核心地位與國際公平正義，這被視為對平行機構的委婉拒絕。

运作模式凸显结果导向与私人网络。 從加沙重建的規劃可見一斑。特朗普在演講中展示了將加沙沿海地帶改造為摩天大樓旅遊綜合體的效果圖，並承諾3年內建成。他設想的管理模式是由一群目前居住在海外的巴勒斯坦技術官僚，在理事會執行委員會的監督下進行治理。而這個執行委員會，除了特朗普本人，還包括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奧、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級顧問賈里德·庫什納、中東特使史蒂夫·維特科夫以及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這種繞過現有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法塔赫）和抵抗組織（哈馬斯）、依賴海外技術精英和特朗普私人顧問圈的治理思路，體現了其偏好直接、高效、可控的解決方案，即使這意味著顛覆傳統的政治進程。

本質上，和平理事會是特朗普交易型外交和美國優先理念的制度化嘗試。它用基於私人關係和直接利益的靈活合作，取代基於規則和共識的緩慢多邊主義；用明確的金字塔權力結構，取代模糊的主權平等原則。正如巴西ESPM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德尼爾德·霍爾茲哈克所指出的：在他看來，美國的直接行動——無論是雙邊還是單邊的——才有效果……誰有能力行使權力，誰就應該去行使，不管規則如何。

烏克蘭棋局：和平理事會的第一場大考？

就在和平理事會啟動的同一天，另一條消息從達沃斯傳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宣布，他與特朗普已就美國對烏安全保證達成一致，相關文件將交由兩國總統簽署後送議會批准。澤連斯基甚至透露，烏克蘭、俄羅斯和美國已同意就結束戰爭進行談判。

這絕非巧合。烏克蘭戰爭是當今世界最棘手的地緣政治危機，也是檢驗任何新的國際安全架構效能的試金石。特朗普將烏克蘭議題與和平理事會的啟動並行推進，意圖明顯：若能在烏克蘭問題上取得突破，將為這個新機構提供無可辯駁的合法性和威望。

然而，這條路徑佈滿荊棘。

首先，各方立场依然悬殊。 儘管特朗普聲稱雙方已到可以達成協議的階段，並警告否則雙方都是愚蠢的，但核心分歧並未解決。俄羅斯的目標依然是控制整個頓巴斯地區，並確保烏克蘭的中立地位；烏克蘭則堅持恢復1991年邊界，並尋求加入北約的安全保障。美國的安全保證具體內容不明，但很難想像會達到北約第五條（集體防禦）的級別。澤連斯基自己也坦言，很難想像烏克蘭與俄羅斯、白俄羅斯同處一個理事會。

其次，歐洲盟友的疑慮深重。 任何未經歐盟充分協商的烏克蘭問題解決方案，都可能引發大西洋聯盟的嚴重裂痕。歐洲國家為支持烏克蘭付出了巨大代價，他們絕不會接受一個將其排除在外的美俄交易。德國外長約翰·瓦德普爾的評論一針見血：我們已經有一個和平理事會，那就是聯合國。歐洲的缺席，使得和平理事會在解決歐洲安全核心議題上缺乏關鍵的地緣政治基礎。

第三，俄羅斯的意圖難以捉摸。 普京表示願意以被西方凍結的俄羅斯資產（約1億美元）為和平理事會提供資金，但前提是美國協助解凍。這既是一個合作姿態，也是一個談判籌碼。俄羅斯是否會真正配合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和平進程，還是僅僅將其作為分化西方、緩解制裁壓力的工具，尚存巨大疑問。

烏克蘭問題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和平理事會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它試圖以美國單極力量推動複雜多邊問題的解決，卻缺乏主要利益攸關方（特別是歐洲）的全面參與；它追求快速成果，但衝突的根源深厚，涉及領土、身份和安全架構等根本性問題。特朗普政府或許希望通過在加沙等地取得快速、可見的成果（如停火、重建項目啟動），來積累信譽和動能，再外溢到烏克蘭等更艱難的議題。但這套策略能否成功，遠未可知。

分裂的世界與不確定的未來

和平理事會的誕生，標誌着國際體系可能正滑向一個更深層次的分裂與重組時期。它的出現不是偶然，而是多重趨勢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是美國對現有多邊體系失望情緒的集中爆發。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長期批評聯合國效率低下、官僚主義、被敵對勢力利用。和平理事會提供了一個替代方案：一個更靈活、更高效、更由美國主導的機構。其章程完全不提《聯合國憲章》，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這反映了全球權力格局的分散化與陣營化。 傳統西方聯盟的凝聚力下降，新興力量和多極化趨勢加強。理事會成員名單就像一張新的世界政治地圖：美國位於中心，周圍環繞著願意接受其領導或與之進行利益交換的夥伴，而傳統的西方核心則退居邊緣，中國、印度等大國則保持距離。世界似乎正在形成多個部分重疊、時而競爭的圈子，而非一個統一的全球體系。

这也预示着一种新型国际干预模式的兴起。 從委內瑞拉行動到加沙重建計劃，特朗普政府展現出一種傾向：更願意採取單邊或小範圍的聯合行動，依賴軍事優勢、經濟槓桿和私人外交網絡，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非通過漫長的多邊談判達成普遍共識。這種模式效率可能更高，但合法性更弱，可持續性也存疑。

未來的圖景充滿不確定性。一種可能是，和平理事會在特朗普任內憑藉美國的強力推動和部分國家的配合，在特定議題（如加沙重建、局部衝突調停）上取得一些進展，成為一個與聯合國並行、在某些領域更有行動力的選擇性多邊機構。另一種可能是，由於主要大國和傳統盟友的抵制，它逐漸淪為一個小範圍的、象徵性的論壇，無法對全球重大危機產生實質性影響。最糟糕的情況是，它成為加劇國際社會分裂、侵蝕現有國際法體系、引發新舊機構間衝突的源頭。

達沃斯的雪終會融化，但和平理事會所引發的震盪才剛剛開始。它提出的根本問題是：在一個權力轉移、價值觀衝突、傳統秩序鬆動的時代，全球治理將走向何方？是修補現有的多邊體系，還是另起爐灶？是堅持基於規則的秩序，還是接受基於實力的安排？特朗普用他的方式給出了一個大膽而充滿爭議的答案。現在，輪到世界其他部分做出他們的選擇了。這場重塑國際秩序的豪賭，賭注不僅僅是加沙的和平或烏克蘭的停火，更是未來幾十年全球將以何種方式應對共同挑戰。牌局已開，結局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