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線邊緣：歐洲為何擔憂俄軍在烏克蘭戰場升級化學武器威脅

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州，一處被炮火反覆犁過的戰壕裏，幾名烏克蘭士兵在2023年底的某個清晨出現了劇烈咳嗽、嘔吐和視力模糊的症狀。他們並非遭遇了常規炮擊，而是報告稱陣地上飄來一股類似辣椒和爛蘋果混合的刺鼻氣味。烏軍指揮部隨後的記錄將這次事件歸類為K-51化學彈藥襲擊——這只是自2022年2月以來，烏克蘭官方記錄的超過9000起俄軍使用化學物質事件中的一例。然而，在布魯塞爾、倫敦和柏林的戰略分析室內，一種更深層的憂慮正在蔓延：這些使用催淚瓦斯和窒息性氣體的戰術性違規，是否只是更致命威脅的前奏？

英國《泰晤士報》近期的一系列報道，結合歐洲多國情報機構的評估，揭示了一個令西方防務界夜不能寐的推演場景：一場陷入僵局或無限延長的烏克蘭戰爭，可能最終會迫使克里姆林宮跨越一道更為黑暗的門檻——動用大規模殺傷性化學武器。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它根植於俄羅斯過往的行為模式、其未公開的軍事能力，以及當前戰場上日益殘酷的消耗戰現實。

從催淚彈到「諾維喬克」：一條若隱若現的升級路徑

烏克蘭軍方提供的數據勾勒出一幅化學物質被系統化用於戰場的圖景。超過9000次的使用記錄中，僅去年就佔了6540次。這些事件大部分涉及填充了CS和CN等防暴控制劑的榴彈或無人機投擲裝置。這些物質雖不旨在立即致死，但能有效削弱守軍戰鬥力，迫使士兵脫下防護裝備，從而暴露在後續火力之下。

但真正觸動歐洲神經的，是那些更古老、更致命毒劑的幽靈重現。 烏克蘭和歐洲官員指控俄軍部隊偶爾使用了氯苦味劑。這種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令士兵在戰壕中痛苦窒息的物質，其重現意味著某種禁忌的鬆動。荷蘭和德國情報機構在2023年評估認為，氯苦味劑在烏克蘭的使用已從偶發事件變為常規現象。烏克蘭方面稱，至少有3名士兵因接觸化學物質死亡。

分析顯示，這些低端化學武器的使用，本身就構成了對國際法的公然踐踏，違反了1993年《化學武器公約》和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歐盟已於2023年5月據此對三個涉嫌研發和使用化學武器的俄羅斯軍事單位實施了制裁。然而，西方的焦慮在於，這些已被觀察到的物質，可能只是俄羅斯化學武庫的冰山一角。

問題的核心在於俄羅斯從未真正終止的化學武器計劃。2017年，俄羅斯高調宣布已完全銷毀其化學武器庫存，履行了國際義務。但2018年發生在英國索爾茲伯里的諾維喬克神經毒劑襲擊事件，以及2020年對反對派人物阿列克謝·納瓦利內的類似毒害，徹底戳穿了這個說法。調查機構Bellingcat的深入追蹤得出結論：俄羅斯的諾維喬克研發計劃持續的時間遠長於克里姆林宮官方公布的終止日期。

更令人不安的是其延續的模式。Bellingcat的調查指出，參與神經毒劑開發的科學家被轉移至所謂的民用機構，例如國家實驗軍事醫學研究所和信號科學中心，使得武器化研究得以在醫學和工業項目的掩護下繼續進行。前英國陸軍軍官哈米什·德·布雷頓-戈登對此直言不諱：可以有把握地假設，俄羅斯的化學武器計劃仍然存在……如果‘諾維喬克’被更大規模地使用，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後果。

僵局與絕望：催生極端選項的戰略溫床

為什麼歐洲現在如此擔憂升級？答案與戰爭的現狀緊密相連。戰爭進入了第3個年頭，前線在經歷2023年烏克蘭反攻未取得決定性突破後，呈現出高度僵持的態勢。俄羅斯軍隊在付出巨大代價後，近期在局部取得了緩慢但穩定的進展，但遠未達到其戰略目標。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提出的停火條件——烏軍完全撤出頓巴斯地區——被基輔視為不可接受，和平談判陷入死胡同。

在這種消耗戰中，時間成為一種對雙方都殘酷的武器。 對俄羅斯而言，儘管其戰爭機器已轉入戰時軌道，但持續的人員傷亡、裝備損耗以及西方制裁的長期效應，正在不斷侵蝕其國力。當常規軍事手段無法迅速打破僵局，而政治、經濟成本持續攀升時，決策者尋求非對稱或突破性手段的誘惑就會增大。

前英國聯合部隊司令部司令理查德·巴倫斯將軍的分析切中了這種困境的邏輯。他認為，轉向更致命的化學武器對莫斯科而言是一步壞棋，因為軍事收益有限而代價巨大。你會把注意力引向一場戰爭罪，你冒著遭到報復的風險，而且這是一把雙刃劍——你可能會讓自己的部隊陷入危險，例如風向改變的話。巴倫斯指出。

然而，他緊接著的警告才是歐洲擔憂的實質：但如果你發現自己處於賭注極高、國家生存危在旦夕的境地時，使用這種武器的誘惑就可能出現。這正是戰略分析中最可怕的絕境觸發器。如果克里姆林宮領導層感到政權生存受到根本威脅，或者認為戰爭失敗將導致其國內政治崩潰，那麼所有關於國際反應和道義成本的算計都可能被拋諸腦後。使用大規模殺傷性化學武器，可能被視作一種扭轉戰場態勢、製造恐慌、逼迫烏克蘭及其盟友屈服的最後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公開場合頻繁揮舞核威懾大棒，卻對化學或生物武器幾乎保持緘默。這種沉默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刻意的模糊戰略。前英國軍情六處負責人亞歷克斯·揚格指出，西方正在密切關注克里姆林宮的行動。這種模糊性既是一種威懾，也為未來的升級保留了空間，使得對手難以預測和防範。

西方的兩難：威懾、應對與脆弱的紅線

面對這種潛在的災難性升級，歐洲及其跨大西洋盟友陷入了一個經典的安全困境。一方面，必須發出明確、可信的威懾信號，讓莫斯科相信使用大規模殺傷性化學武器的代價將高到無法承受。另一方面，過度的公開討論和軍事準備，又可能被對方誤讀為挑釁或戰爭準備的跡象，甚至可能無意中為升級提供了劇本。

目前西方的應對呈現出多層次的混合特徵。在情報層面，正如多國情報機構所展示的，監控和曝光俄羅斯的化學武器能力與活動是首要任務。在法律與外交層面，通過歐盟制裁和國際組織如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的調查（該組織已確認在烏克蘭前線樣本中存在有毒物質），旨在確立事實、施加政治和道德壓力，並鞏固國際規範。

然而，最关键的军事和政治威慑层面却最为模糊。 北約國家反覆聲明支持烏克蘭，但始終避免與俄羅斯發生直接軍事衝突。如果俄羅斯使用戰術性催淚彈，西方的反應是制裁特定單位。但如果使用的是諾維喬克級別的神經毒劑，造成大規模軍民傷亡，西方的反應會是什麼？是更嚴厲的經濟封鎖？是提供射程更遠、威力更大的武器給烏克蘭？還是會導致北約部隊的直接介入？這條紅線具體劃在哪裡，西方內部並無清晰、統一的公開答案。

這種模糊性在阻止一場未發生的災難時或許有效，但一旦危機爆發，也可能導致反應遲緩、分歧和誤判。俄羅斯是否會錯誤地認為，只要不使用核武器，在化學武器上的升級仍處於西方可容忍的範圍內？這種危險的試探，正是當前局勢中最不可預測的部分。

超越戰場：全球安全架構的侵蝕

烏克蘭戰場上潛在的化學武器升級風險，其影響遠超出東歐的地理範圍。它直接衝擊著冷戰結束後建立起來的國際軍控與不擴散體系的根基。

《化學武器公約》曾被視作國際軍控領域的成功典範，擁有最普遍的締約國和嚴格的核查機制。俄羅斯作為締約國和曾經宣稱已完成銷毀的國家，其系統性違規行為，若再升級至大規模殺傷性毒劑的使用，將是對該公約的致命一擊。這將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向其他潛在擁毒國家傳遞出條約可違、後果可控的信號。

更深層次看，這反映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持續惡化。從吞併克里米亞到全面入侵烏克蘭，再到涉嫌使用化學武器，一系列行為表明，一個大國在認為自身核心利益受到威脅時，可以系統地無視其自願承諾遵守的國際法律和政治規範。當規則對強者失去約束力，那麼軍備控制、衝突預防和危機管理的整個框架都將搖搖欲墜。

對於歐洲而言，這種威脅尤為切身。它不僅僅關乎烏克蘭的安全，更關乎歐洲大陸自二戰以來竭力避免的、那種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野蠻戰爭形式的回歸。一場化學武器襲擊帶來的難民潮、環境災難和人道主義危機，將直接波及歐盟邊境。

戰場上的硝煙遮蔽了更隱秘的威脅。超過9000次的化學物質使用記錄，像是一串不斷累加的警鐘，敲打著歐洲戰略界的神經。從CS催淚彈到氯苦味劑，再到陰影中可能存在的諾維喬克庫存，一條危險的升級路徑隱約可見。戰爭的僵局是這種威脅最大的催化劑，它可能將一個核大國推向計算風險與收益的黑暗邊緣。

西方的應對目前徘徊在情報監控、外交施壓和經濟制裁之間，而最關鍵的軍事威懾紅線卻有意保持著模糊。這種模糊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遏制冒險，也可能誘發誤判。最終，阻止這場噩夢般場景的發生，不僅取決於烏克蘭前線的堅韌，更取決於西方能否構建起一個足夠清晰、可信且統一的威懾聯盟，並向克里姆林宮傳達一個不容置疑的訊息：使用大規模殺傷性化學武器將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戰略錯誤，其帶來的孤立與後果，將遠比任何暫時的戰場優勢更為深重。

這場較量，早已超越了火炮和無人機，它是一場對意志、智慧和危機邊緣管理能力的終極考驗。歐洲的恐懼，正是對這種考驗可能失敗的深切預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