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法院審理杜特爾特：菲律賓「禁毒戰爭」的問責之路

2026年2月23日，荷蘭海牙和平宮。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內，檢察官開始向法官陳述針對菲律賓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的證據。這位80歲的政治人物面臨三項反人類罪指控，核心是他在擔任達沃市長及總統期間，被指主導了導致數千人死亡的禁毒戰爭。杜特爾特本人沒有出庭。他稱這些指控是無恥的謊言，並以年老體衰為由放棄了出席權利。這場聽證並非正式審判，而是決定案件是否進入審判階段的關鍵程序，結果將在60天內公佈。對馬尼拉的受害者家屬和全球人權觀察者來說，這是近十年血腥禁毒行動後，司法問責可能邁出的實際一步。

法庭上的指控與達沃的「行刑隊」

副檢察官馬梅·曼迪亞耶·尼昂在法庭上的陳述具體而冰冷。他指控杜特爾特建立並鼓勵了一種由恐懼和金錢驅動的殺戮體系。在南部城市達沃，杜特爾特被指在2013年至2018年間，組織了一支由警察和職業殺手組成的行刑隊，涉嫌直接參與了76起謀殺和2起謀殺未遂。檢察官描述，對一些執行者來說，殺人甚至演變成一種變態的競賽。這種模式在他2016年當選總統後，隨著全國性的禁毒戰爭而迅速擴大。

數據揭示了這場運動的殘酷規模。菲律賓國家警察官方承認的與禁毒行動相關的死亡人數超過6000人。但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人權團體根據現場調查和媒體報導估計，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高達3萬人。死者中有像洛雷·帕斯科兩個兒子那樣的普通人。2017年5月，她的兩個兒子出門工作後再沒回來，後來被發現身中數彈。還有謝拉·埃斯庫德羅18歲的弟弟，2017年他的屍體被發現時，被包裝膠帶緊緊纏繞。這些不是孤例，而是一個龐大受害者群體的縮影。

杜特爾特的辯護策略從一開始就充滿對抗性。他的法律團隊曾以菲律賓已於2019年正式退出《羅馬規約》為由，質疑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但2025年9月，法院法官駁回了這一動議，明確指出國家不能通過退出規約來濫用權利，以庇護已處於法院審查下的涉嫌犯罪者。這項裁決目前仍在上訴中，構成了本案第一個法律爭議點。

從達沃到馬尼拉：國內的反應

當海牙進行聽證時，菲律賓本土的反應兩極分化。在馬尼拉大都會區，由多個公民團體組織的活動中，超過100名受害者家屬聚集在大型電視螢幕前觀看聽證會直播。志願者蘭迪·德洛斯·桑托斯說：我們希望國際刑事法院，即使遠在千里之外，最終能為所有這些家庭伸張正義。他17歲的侄子於2017年8月在一場所謂的禁毒突襲中被三名警察槍殺，此案曾引發公憤，並在次年罕見地導致三名警察被馬尼拉法院判定謀殺罪成立。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杜特爾特支持者的憤怒。他們將矛頭指向現任總統小費迪南德·馬科斯政府，指責其逮捕並將杜特爾特移交給一個他們質疑管轄權的法院。這種指責帶有政治色彩，因為馬科斯與杜特爾特家族雖是政治盟友的後代，但如今已是明確的競爭對手。更複雜的因素是，杜特爾特的女兒、現任副總統薩拉·杜特爾特已於上週宣布將競選2028年總統。她在聲明中批評了當前政府配合國際刑事法院的行動，這被廣泛解讀為對父親政治遺產的捍衛和對未來權力的直接爭奪。

杜特爾特本人對此案的應對混合了蔑視與實用主義。他在寫給法庭的信中，以諷刺的口吻解釋不出席的原因：不想參加我幾分鐘後就會忘記的法律程序，並自稱年老、疲憊且虛弱。但就在上月，法院法官在評估醫療報告後，裁定他身體狀況適合受審。這種老弱形象與他在任時精力充沛、言辭激烈的公眾形象形成了微妙對比。

國際司法與主權博弈：管轄權之爭

本案的核心法律與政治纏鬥，圍繞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展開。時間線顯示了雙方的博弈。2018年2月，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宣布就菲律賓的暴力禁毒行動啟動初步審查。時任總統杜特爾特在一個月後——2018年3月——宣布啟動退出《羅馬規約》的程序。人權活動家普遍認為，此舉旨在逃避國際問責。根據規約，退出通知需一年後生效，因此菲律賓於2019年3月正式不再是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

但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有一個關鍵條款：對於在成員國退出前已發生的、或該國雖已退出但法院已啟動調查的犯罪行為，法院仍可行使管轄權。檢察官認為，杜特爾特被指控的罪行，其模式從達沃時期延續至總統任期，且在菲律賓退出前，法院的初步審查已經啟動。這正是預審分庭在2025年9月裁決中支持的觀點。法官們寫道，不能允許國家通過退出機制來屏蔽個人免於為已被考慮審理的涉嫌罪行承擔司法責任。

這場管轄權之爭超越了法律文本，觸及國際刑事法院自成立以來一直面臨的深層矛盾：全球正義的理想與國家主權現實之間的衝突。菲律賓並非第一個與國際刑事法院產生齟齬的國家，但其案例的鮮明性在於，它直接涉及一位以民粹主義和法外正義獲得高支持率的國家前領導人。杜特爾特在國內的龐大支持基礎，使得任何外部司法行動都可能被其陣營塑造為西方干涉或新殖民主義，從而激化民族主義情緒。

未來走向：司法程序與菲律賓政治

從現在起，案件的走向取決於幾個明確的時間點和變量。海牙的預審聽證定於2月27日結束，隨後法官有60天時間決定是否確認指控。如果確認，案件將進入審判階段，那將是一場可能持續數年的法律戰。如果駁回，檢察官理論上可以上訴，但案件將遭遇重大挫折。杜特爾特法律團隊對管轄權裁決的上訴結果，是另一個需要觀察的平行戰線。

無論法律結果如何，其對菲律賓國內政治的影響已經顯現。副總統薩拉·杜特爾特宣布參選總統，將使其父親的司法案件成為2028年大選的核心議題之一。她可能採取兩種策略：一是與父親的遺產保持距離，專注於自己的政治綱領；二是全面擁抱杜特爾特主義，將國際刑事法院的訴訟描繪為對其家族和政治運動的迫害，從而動員核心支持者。目前她的表態傾向於後者。

對現任馬科斯政府來說，這是一個微妙的平衡。一方面，配合國際刑事法院的程序，可能迎合國際社會和人權組織的期望，改善菲律賓在某些外交領域的形象。另一方面，政府必須謹慎避免被描繪成外國勢力的代理人，從而激怒仍然強大的杜特爾特支持者群體。馬尼拉的政治觀察家指出，政府在實際操作中採取了技術性配合而非政治性推動的姿態，試圖將自身定位為僅僅履行法律義務。

受害者家屬和公民社會的期望是明確而迫切的，但其中也夾雜著憂慮。謝拉·埃斯庫德羅的擔憂代表了許多人的心聲：我們知道，如果又一個杜特爾特上台，同樣的殺戮政策將會繼續。這種擔憂指向了一個比單個案件判決更根本的問題：一個社會能否通過外部司法干預，來改變其內部根深蒂固的暴力執法文化與對強人政治的依賴？國際刑事法院的判決或許能在法律上定義杜特爾特的行為性質，但菲律賓社會內部的裂痕與對法治的共識，仍需馬尼拉，而非海牙，來最終彌合與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