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法院聽證杜特爾特：菲律賓禁毒戰爭的法律與政治博弈

2026年2月23日凌晨，荷蘭海牙和平宮的國際刑事法院第一預審分庭開庭。三名法官面前堆著數千頁證據文件。檢方副檢察官馬梅·曼迪亞耶·尼昂向法庭陳述，前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在任內主導的禁毒戰爭中，透過恐懼和金錢獎勵縱容法外處決，涉嫌犯下三項反人類罪。這場為期四天的確認指控聽證會將決定這位80歲的前總統是否面臨正式審判。裁決不僅關係數萬菲律賓受害者家庭的訴求，也將檢驗國際刑事法院對在位國家元首追責的實際能力。

法庭上的指控與證據

檢方的指控時間跨度達十年，從杜特爾特擔任達沃市市長時期延伸到其總統任期。第一項指控涉及2013年至2016年間的19起謀殺，指其在擔任達沃市長期間直接指揮達沃行刑隊。第二項指控聚焦2016年至2017年，即其總統任期初期，14名被列為高價值目標人士被殺害的事件。第三項指控範圍最廣，涉及2016年至2018年全國清洗行動中死亡的43名疑似吸毒者或小規模毒販。

尼昂當庭展示了杜特爾特多次公開講話的影片記錄。在2016年一段廣為流傳的演講中，杜特爾特對執法人員說：如果毒販反抗，你們就殺了他們。我會保護你們。另一段記錄中他聲稱：當我還是達沃市長時，我常騎著摩托車在街上轉，尋找罪犯來殺。檢方認為這些言論並非誇張，而是明確的指揮信號。法庭文件顯示，部分涉案警察承認收到高層指令，每完成一次行動可獲得2萬至5萬菲律賓披索的現金獎勵，相當於數月工資。

杜特爾特的辯護律師尼古拉斯·考夫曼採取了雙重策略。在法律層面，他堅持國際刑事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因為菲律賓已於2019年3月正式退出《羅馬規約》。在事實層面，他辯稱檢方選擇性摘取了杜特爾特豪言壯語的片段，其當事人的言論從未意圖煽動暴力，只是一種獨特的政治溝通風格。考夫曼曾向法庭提交杜特爾特的醫療報告，試圖證明其因年齡和健康原因無法參與訴訟，但這1主張在今年1月已被法庭駁回。法官認定杜特爾特能夠有效行使訴訟權利。

馬尼拉街頭的分裂與國內政治震盪

聽證會當天，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都會區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街頭場景。在奎松市由天主教會運營的希望之家社區中心，超過100名受害者親屬聚集在電視屏幕前觀看庭審直播。36歲的活動人士帕特里夏·恩里克斯對法新社記者說：這是歷史性時刻，承載著痛苦與希望。格洛麗亞·薩米恩托的男友及其兄弟在杜特爾特任期最後幾週內死亡，她盯著屏幕說：他不敢出庭，也許是不願承認自己的罪孽，也許是懦弱。

與此同時，馬尼拉另一處廣場上聚集著數百名杜特爾特的支持者。35歲的廚師阿爾多·維拉爾塔舉著標語牌，認為國際刑事法院審判前國家領導人是對菲律賓主權的侮辱。這種分裂直接映射到菲律賓最高政治層面。現任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二世與現任副總統薩拉·杜特爾特——即杜特爾特的女兒——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公開化。2026年2月第三週，薩拉·杜特爾特正式宣佈將競選2028年總統。她在馬尼拉的新聞發佈會上說：我是薩拉·杜特爾特，我將競選菲律賓總統。

這種對峙有其制度根源。菲律賓的總統和副總統是分開選舉的，這意味著來自不同政黨甚至互為政治對手的人可能同時擔任這兩個職位。2025年，菲律賓最高法院曾阻止參議院對薩拉·杜特爾特啟動彈劾程序，該程序涉及腐敗指控以及她被指參與針對馬科斯總統的謀殺陰謀。分析人士指出，馬科斯政府於2025年3月11日在馬尼拉逮捕杜特爾特並將其移交海牙，這一行動本身就帶有削弱政治對手家族的考量。杜特爾特的支持者批評現政府將前領導人出賣給一個管轄權存疑的法庭。

管轄權爭議與司法先例

本案最核心的法律爭議在於管轄權。菲律賓於2011年批准《羅馬規約》，杜特爾特在2018年2月國際刑事法院宣布啟動初步調查後，於同年3月宣布啟動退出程序。根據規約，退出通知發出一年後生效，菲律賓於2019年3月正式不再是締約國。杜特爾特的辯護團隊據此主張，法院對2019年3月之後發生的事件沒有管轄權，對之前發生的事件也因菲律賓的退出而喪失管轄權。

2025年9月，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作出裁決，駁回了辯護方的管轄權異議。裁決書指出，國家不能濫用退出權來庇護已處於法院審查中的涉嫌犯罪者。法院認為，其對本案的管轄權基於菲律賓仍是締約國時（即2019年3月前）法院已啟動的初步調查，這種管轄權具有持續性。辯護方已對此裁決提出上訴，目前仍在審理中。這一法律解釋若最終確立，將堵住未來試圖透過退出國際刑事法院規避調查的國家領導人的一條退路。

從更廣的視角看，杜特爾特案是國際刑事法院處理非國際性武裝衝突以外大規模暴行案件的重要測試。與法院此前審理的剛果、烏干達、蘇丹達爾富爾等案件不同，菲律賓的禁毒戰爭發生在相對穩定的國內治理框架內，涉嫌犯罪者是本國執法體系而非反政府武裝。檢方需要證明這些殺戮是針對平民人口的廣泛或有系統的攻擊的一部分，且杜特爾特具有組織者或指揮者的故意。菲律賓國家警察官方報告的死亡人數為6,181人，而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員和人權組織的估計數字在1.2萬至3萬人之間，其中絕大多數是城市貧民區的男性青年。

地區與全球影響

杜特爾特案的走向將對東南亞地區乃至全球的人權與法治話語產生影響。在東南亞國家聯盟內部，菲律賓與印尼、馬來西亞等國長期面臨嚴峻的毒品犯罪問題，杜特爾特式的鐵腕禁毒曾獲得部分民眾和鄰國強硬派政治人物的 tacit支持。若國際刑事法院最終決定審判並定罪，可能抑制該地區未來出現類似極端執法行動的傾向。然而，這也可能激發民族主義情緒，被描繪為西方司法機構對亞洲國家內政的干涉。

從全球層面看，國際刑事法院正面臨來自多方面的壓力。美國雖非《羅馬規約》締約國，但曾以制裁威脅法院工作人員，反對其調查美國公民或盟國人員。俄羅斯於2022年入侵烏克蘭後，法院對普京發出逮捕令，引發了關於國際刑事司法政治化的新一輪辯論。杜特爾特案在這樣一個敏感時刻進入實質審理階段，法院的每一個程序步驟和實體裁決都將被仔細審視。法院需要向國際社會證明，其運作是基於法律而非政治考量，能夠公正處理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案件。

馬尼拉雅典耀大學政治學教授羅納德·門多薩指出：此案的結果將定義「反人類罪」在非戰爭狀態下的適用邊界。若檢方成功，未來任何國家領導人若系統性地煽動法外處決，無論是否處於武裝衝突中，都可能面臨海牙的審判。若失敗，國際刑事法院的權威將再次受損，被視為一個只能處理非洲案件的選擇性機構。法院預計將在聽證會結束後的60天內，即2026年4月底前，就是否確認指控並啟動正式審判作出決定。無論結果如何，海牙法庭內這三天的聽證，已將菲律賓街頭數千次槍響的回聲，帶入了國際法治的核心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