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諾的崩塌：德國撤回千餘阿富汗人安置承諾背後的政治轉向與人性代價

2026年1月，柏林。一份提交给德国联邦议院的政府答复，揭开了人道主义承诺在政治现实面前的脆弱性。根据《新奥斯纳布吕克报》的报道，德国联邦政府——由联盟党（黑）与社民党（红）组成的黑红联盟——撤销了前交通灯联盟（社民党、绿党、自民党）政府向超过1100名阿富汗人作出的安置承诺。这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涉及2308名具体生命、横跨两届政府、牵动国际法理与国内政治博弈的复杂棋局。当政治风向转变，那些曾被承诺庇护的记者、艺术家、法官、女性权益活动家，以及曾为德国机构服务的阿富汗当地雇员，发现自己悬在了半空，脚下是巴基斯坦的临时居所，身后是塔利班统治的故土，而前方通往德国的大门正在缓缓关闭。

一場「非約束性」承諾的清算

2025年5月，德國政壇完成了一次關鍵的權力輪替。隨著交通燈聯盟下台，黑紅聯盟上台執政，一項始於2021年8月塔利班重掌喀布爾後的緊急人道主義接納計劃，被迅速置於審查的聚光燈下。審查的核心，是前政府根據《居留法》第22條向特定阿富汗群體發出的安置承諾。

《居留法》第22條，本是為基於國際法或緊急人道主義理由入境提供法律依據的條款。在前政府時期，它成為兩條關鍵接納路徑的基石：一是人權名單，涵蓋那些雖未直接作為當地僱員為德國工作，但因職業（如記者、藝術家、法官、人權活動家）而被視為面臨塔利班特別威脅的阿富汗人；二是2022年啟動的過渡計劃，作為前一條路徑的補充。這些承諾，曾是一張張關乎生存的生命票證。

然而，新政府的審查結論冷酷而直接。所有依據第條向人權名單和過渡計劃人員發出的承諾，均被撤銷。。政府的理由簡潔而具有法律技術性：這些承諾不具備法律約束力，且德國不再具有接納的政治利益。短短兩句話，將超過1100人的命運推向了不確定的深淵。

從數據上看，這場清算的規模清晰可見。截至新政府上台時，在巴基斯坦生活、手持前政府安置承諾的阿富汗人共計2308名。自2025年5月以來，僅有788人成功抵達德國，約410人的出境程序仍在進行中。這意味著，剩下的大約1100人——幾乎佔總人數的一半——收到了拒絕入境的最終決定。政府聲稱，旨在排除安全疑慮的個人聽證除少數個案外已基本完成，暗示審查程序已然終結。

政治更迭與人道政策的斷裂線

德國對阿富汗難民政策的大幅轉向，並非孤立事件，而是鑲嵌在國內政治光譜劇烈擺動與歐洲整體庇護環境收緊的宏大背景之中。

交通灯联盟的遗产与黑红联盟的修正。2021年塔利班閃電般的勝利，在德國國內引發了巨大的道德與政治壓力。作為曾在阿富汗進行長達二十年軍事與民事介入的國家，德國社會對那些曾與我們並肩作戰的人負有特殊責任的討論甚囂塵上。當時的交通燈聯盟政府，在綠黨等推動下，採取了相對積極的接納姿態，不僅涵蓋前當地僱員，還擴展至廣義的受威脅群體。這被視為一種基於人權價值觀和部分歷史責任的政策。

然而，2025年的政府更迭帶來了根本性的哲學轉變。聯盟黨與社民黨組成的黑紅聯盟，在移民與庇護政策上傾向於更為保守和限制性的立場。上台伊始，新政府便暫停了針對阿富汗高風險人群的接納計劃，並停止簽發新的簽證。對前政府承諾的審查與大規模撤銷，是這一新路線的邏輯延伸。內政部長亞歷山大·多布林特（基社盟）雖曾作出不同表態，但現實是政策正在全面收緊。

安全話語的凸顯與政治利益的重新定義。新政府為政策轉向披上了安全審查的外衣。然而，來自左翼黨難民政策發言人克拉拉·賓格的反駁數據，揭示了另一番圖景。她指出，在政府進行的面試中，僅有約%的個案引發了當局眼中實際或潛在的安全疑慮。這一極低的比例，使得安全風險作為大規模拒簽的理由顯得說服力不足。賓格直斥其為純粹的分心伎倆。

更深層的原因，或許在於政治利益這一模糊概念的重新校準。在德國國內，隨著生活成本危機、住房緊張以及極右翼選擇黨（AfD）在民調中走強，移民問題再次成為政治焦點。政府可能判斷，繼續大規模接納阿富汗難民，在國內已不再具有廣泛的政治支持，甚至可能帶來選舉風險。於是，國際人道承諾讓位於國內政治算計。

歐洲的寒流與德國的同步。德國的轉向也是歐洲整體氛圍的縮影。近年來，從英國盧安達計畫到義大利與北非國家的合作協議，歐盟及其成員國都在尋求方法限制非正常移民。德國作為曾經的歡迎文化象徵，其政策收緊具有風向標意義，標誌著歐洲在應對庇護尋求者問題上，實用主義甚至強硬立場正成為主流。

懸置的生命與破碎的信任

政策文件上的數字背後，是成千上萬具體而微的個體悲劇與系統性信任危機。

夾縫中的人。這1,100餘名阿富汗人大多已從阿富汗逃至巴基斯坦，在德國官方或非政府組織的支持下，依靠著那份安置承諾，在巴基斯坦度過了數年等待時光。他們處於一種法律與現實的夾縫中：在阿富汗，他們因與西方關聯或自身職業而面臨迫害風險；在巴基斯坦，他們作為難民的身份並不穩固，該國政府近年來對阿富汗難民的態度也日趨嚴厲；而如今，通往德國的希望之路被切斷。賓格的批評尖銳地指出了這種困境：聯邦政府不能簡單地聲稱自己不再承擔責任，並將這些人交給蔑視人權和女性的塔利班任意政權。

當地雇員的困境。尤其引發爭議的是對前當地僱員承諾的處置。根據左翼黨的數據，在218名當地僱員及其家屬中，僅有81人的舊安置承諾得以維持。這意味著超過60%曾為德國軍隊、發展機構或其他官方項目工作的阿富汗人及其家人被排除在外。這不僅關乎人道，更觸及了國際行動中一個根本性的信任契約：當地人員冒著生命風險協助外國使命，後者是否應在危機時提供保護？德國的決定，向全球其他衝突地區的潛在合作者發出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司法抗爭與喀布爾空運的努力。被拒絕的阿富汗人並未完全放棄。許多人正在德國行政法院提起訴訟，挑戰政府的決定。非政府組織喀布爾空運等團體也在提供法律與 logistical 支持。2025年底，仍有數百人透過包機或商業航班（經伊斯坦布爾中轉）抵達德國，但這更像是遺留個案的處理，而非政策迴轉的跡象。2025年9月，柏林-布蘭登堡高等行政法院的一項判決部分支持了政府立場，裁定政府有權撤銷對人權名單和過渡計劃人員的安置承諾，這為政府的做法提供了暫時的司法背書，但也凸顯了法律在政治決策面前的局限性。

餘波與前瞻：承諾政治的未來

德國撤回對1,100餘名阿富汗人安置承諾的事件，其影響將遠遠超出這千餘人的命運本身。它揭示了後撤離時代國際庇護責任的模糊地帶，以及國內政治如何重塑一國的國際人道主義形象。

道德權威的折損。德國長期以來在國際上塑造了尊重人權、承擔國際責任的形象。此次大規模撤銷承諾，尤其是在安全風險證據比例極低的情況下，難免被批評為背棄了自身的價值觀承諾。這不僅影響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關係，也可能削弱其在未來國際危機中作為可靠夥伴的信譽。

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這一事件確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一國政府的人道主義承諾，可能因政府更迭而變得一文不值。這種不確定性，將使未來任何危機中類似承諾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使得需要保護的人群更傾向於採取風險更高的非正常移民途徑。

歐洲庇護體系的壓力測試。德國的決定可能將壓力轉移給其他歐盟國家以及巴基斯坦等第一庇護國。如果這些阿富汗人無法返回德國，他們可能試圖前往歐洲其他國家，或長期滯留巴基斯坦，加劇當地的壓力。這考驗著歐盟共同庇護體系的協調性與公平性。

國內政治的持續角力。左翼黨等政治力量的激烈批評表明，這一問題在德國國內遠未形成共識。隨著相關司法案件的推進和媒體持續關注，阿富汗難民議題可能再度成為政治辯論的焦點，考驗著黑紅聯盟的內部團結及其政策的可持續性。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自2021年5月以来，共有37,652名阿富汗人通过各类接纳计划进入德国。这千余人的命运，是这庞大数字末端的一个沉重注脚。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外交政策与人道主义承诺往往书写在易碎的纸张上，当国内政治的风向转变，最先被撕毁的，总是那些最脆弱者手中的希望。柏林的决定，或许暂时回应了部分国内选民的关切，但其在国际信任、道德责任与长期战略信誉上付出的代价，可能需要未来数年来偿还。在现实政治与保护责任之间，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仍在寻找那个日益难以捉摸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