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中斷：川普政策如何在全球引發一場「可預防的死亡」海嘯

2025年1月20日，當唐納德·特朗普重返白宮簽署首批26項行政命令時，其中一份名為《重新評估與調整美國對外援助》的文件，其影響遠非華盛頓政治圈內人士所能想像。這份命令要求對美國所有對外援助項目進行為期90天的項目效率評估，以確保其與美國外交政策保持一致。表面上是行政審查，實質上是按下了一個關乎全球數億脆弱人口生命線的暫停鍵。一年之後，評估期早已結束，但援助並未恢復。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國際開發署的正式關閉，以及超過80%海外援助項目的終止。一場由世界最大援助國發起的財政撤退，迅速演變為一場波及全球的人道主義系統性崩潰。

數據背後的生命代價：一場靜默的災難

根據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的數據，2025年美國提供的人道主義援助資金相比2024年暴跌了超過75%。美國對外援助跟蹤網站ForeignAssistance.gov顯示，2025年前11個月，美國承諾的援助金額約為200億美元，而2024年全年這一數字是820億美元。這不僅僅是預算表上的數字變化。

分析顯示，這種斷崖式下跌直接轉化為了具體而殘酷的生命損失。 波士頓大學傳染病數學模型專家布魯克·尼科爾斯建立的影響計數器網站估算，僅美國國際開發署項目的削減，就已導致超過750,000人死亡，其中超過500,000是兒童。這意味著，平均每小時就有88人因援助中斷而失去生命。巴塞隆拿全球健康研究所的一項研究預測更為深遠：到2030年，美國和歐洲的援助削減可能導致超過22,000,000人死於本可預防的原因。美國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則警告，如果援助削減永久化，到2045年將額外有16,000,000五歲以下兒童死亡。

這些數字並非憑空推測。數十年來，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單一援助國，其貢獻佔全球援助總額的40%以上。對於蘇丹、埃塞俄比亞、利比里亞、索馬里等國家，美國援助佔其接受援助總額的30%以上，這些資金支撐著公共衛生、教育、災害應對等基本服務體系的運轉。全球發展中心的數據揭示，許多低收入國家國民總收入中相當大比例直接依賴於援助，而美國份額的突然抽離，無異於對這些國家公共財政的心臟驟停。

系統性崩潰：從愛滋病診所到偏遠村莊的連鎖反應

援助削減的影響絕非簡單的資金短缺，它觸發的是整個脆弱支持系統的多米諾骨牌式倒塌。

在烏干達金賈的一家愛滋病診所，《獨立報》記者發現，由於美國資金全部中斷，醫護人員正在無償工作。這並非孤例。美國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曾是全球對抗愛滋病的旗艦項目，但資金中斷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患者無法獲得救命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一項涵蓋47個國家79個社區愛滋病組織的調查發現，80%的組織的愛滋病暴露前預防藥物獲取量減少了一半。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警告，這是幾十年來對抗愛滋病鬥爭中最嚴重的挫折。

這種崩潰具有典型的冰山效應。 慈善機構MSI Reproductive Choices的倡導主任莎拉·肖指出，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資金就像一座冰山，水面之上是購買藥品的可見費用，而水面之下則支撐著運輸、倉儲、軟件系統、人員培訓和社區教育等關鍵基礎設施。巴塞隆拿全球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合著者卡特琳娜·蒙蒂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一個偏遠地區的兒童患了腹瀉。他不僅需要能夠獲得藥品的醫療中心，更需要清潔的飲用水、適當的衛生設施，以及首先能夠認識到這種疾病的知識。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如果你切斷了其中一環，其他環節也將無法運轉。

這種系統性崩潰在疾病防治領域尤為明顯。除了愛滋病，結核病的防治遭受重創。影響計數器估計，已有超過48,000人因援助削減死於結核病，預計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超過220萬。超過160,000兒童死於肺炎，150,000死於營養不良，125,000死於腹瀉。瘧疾則奪走了超過70,000人的生命，其中四分之三是兒童。

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解散，許多曾經跟蹤發展中國家死亡和疾病的系統已不復存在。這意味著，真實的死亡人數可能永遠無法被準確統計，這場災難的一部分將沉入沒有數據的歷史陰影中。

全球援助格局的重塑與「美國優先」的邏輯悖論

特朗普的援助政策並非孤立事件，它迅速引發了連鎖反應。在美國大幅削減援助後，英國、德國、法國等主要西方捐助國也相繼宣布深度削減自己的援助預算。樂施會指出，這標誌著7國集團自1960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援助削減，預計2026年的援助支出將比2024年低26%。2025年，全球人道主義資金需求僅有29%得到滿足，這是多年來未見的嚴峻缺口。

觀察表明，川普的對外援助哲學體現了一種深刻的悖論。 他雖以美國優先為競選綱領，但在伊朗、委內瑞拉等問題上並不迴避干預。這種矛盾延伸至援助領域：他關閉了美國國際開發署，卻熱衷於將對外援助轉向其認為對美國有利的領域。新的重點不再是主要惠及受援國公共利益的傳統項目，而是尋求使項目更直接地與美國的政策議程保持一致。

這種轉變體現在新的健康契約上，例如與肯尼亞、尼日利亞等國達成的協議，被批評為以健康數據、採礦權等作為交換條件。特朗普也表明，如果符合其意圖，他願意向較富裕國家提供美國公共資金，例如與阿根廷哈維爾·米萊政府達成的200億美元貨幣互換協議。同時，特朗普政府近期宣布重新授權美國發展金融機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並將其投資組合上限大幅提高1450億美元，這將允許更多美國公共資金投資於全球基礎設施項目，包括許多中等收入國家。

這種從無償援助向戰略投資、從最貧困國家向中等收入及戰略夥伴傾斜的轉變，標誌著美國對外援助邏輯的根本性重構。援助不再主要被視為一種道德義務或軟實力工具，而更像是一種追求直接經濟或地緣政治回報的投資行為。

難以逆轉的創傷與不確定的未來

2026年初，美國國會一項提供約500億美元對外援助的新支出提案，為人道主義和發展領域帶來了一線希望。全球發展中心的埃琳·科林森認為，這項調整後的支出法案表明國會山上的立法者仍然看到美國國際援助和美國參與多邊體系的價值。然而，這項提案仍需國會投票通過，並由特朗普簽署成為法律。特朗普最初為該部門申請的預算比此提案低約200億美元，他是否會簽署這些變更尚不明確。

即使法案獲得批准，許多人懷疑它能否挽回過去一年的動盪。 美國援助體系的重要部分已被削弱得面目全非，國務院是否具備執行能力也存有嚴重疑問。樂施會美國分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比·馬克斯曼的評論切中要害：我們已經用盡了詞彙來描述特朗普總統用大錘砸向美國人道主義援助和整個全球援助體系後，我們所目睹的苦難深度。我們看到多年的進步付諸東流，更多的兒童因這些削減而遭受痛苦並死於可預防的疾病。

這場由美國主導的援助撤退，其影響早已超越衛生領域。從剛果民主共和國到奈及利亞，應對人道主義災難的基本需求資金——如衛生設施、住所、營養不良干預——已經枯竭。氣候變遷適應努力陷入風險，應對颱風等極端天氣事件的能力受到影響。野生動物保護計畫也遭受重創。在聯合國大會和巴西Cop30氣候峰會等關鍵政府間活動中，美國的缺席成為主要的絆腳石，導致了令人失望的談判結果。

這場危機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裡，將對外援助純粹視為可隨意削減的慷慨支出，而非關乎全球穩定、健康安全和長期戰略利益的必要投資，其代價最終會以生命損失、地區不穩定和全球公共產品供應萎縮的形式呈現。特朗普的援助政策實驗，就像一場沒有控制組的全球性公共衛生與社會試驗，其結果正在用數百萬最脆弱人口的生命健康進行計量。當倉庫裡的最後一批藥品耗盡，當 fumes（殘存動力）最終消失，全球援助體系面臨的不僅是一次資金危機，更是一場信任與協作機制的根本性動搖。重建它，將比摧毀它困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