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式退出世衛組織：全球衛生治理的轉折點與地緣政治真空

2026年1月22日，華盛頓正式通知世界衛生組織，美國長達78年的成員國身份宣告終結。這不是一次乾淨俐落的告別——超過1.3億美元的未付會費、中斷的數據共享渠道、以及懸而未決的法律爭議，為這場分離蒙上了複雜的陰影。喬治城大學公共衛生法專家勞倫斯·戈斯汀的評價毫不留情：在我看來，這是我一生中最具破壞性的總統決定。

這個決定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日內瓦世衞組織總部的預算表。它正在重塑全球衞生治理的格局，重新定義大國在跨國健康危機中的角色，並可能在未來數年內改變人類應對下一次大流行的方式。

一場醞釀已久的分離：美國退出的多重動因

特朗普政府在解釋退出決定時，提出了一個看似連貫的邏輯鏈條：世衛組織在新冠疫情中應對失誤、未能推進必要改革、且無法證明其獨立於不適當的政治影響之外。但分析顯示，這些表面理由背後，是更深層的政治考量和戰略轉向。

对华博弈成为关键驱动力。特朗普在聲明中明確指責中國對世衛組織影響力過大，同時貢獻過少。他提到中國人口是美國的近3倍，但向世衛繳納的會費僅為美國的10分之1。這種對比頗具煽動性，卻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美國對世衛的財政支持中，超過%來自自願捐款而非強制會費。這些自願捐款往往指定用途，本身就帶有明確的政治意圖。

戈斯汀的分析揭示了其中的矛盾：特朗普说中国对世卫影响力过大，这并不准确。实际上，美国一直是该组织最具影响力的成员。退出决定非但不会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反而可能为其腾出空间。这种战略误判，反映出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思维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延伸。

制度性不满与美国优先的叠加。另一個較少被討論但同樣重要的因素，是特朗普政府對世衛組織領導層長期缺乏美國人的不滿。自1948年成立以來，世衛組織9任總幹事無一來自美國。在美國貢獻了最多資金和專家的情況下，這種代表性缺失被華盛頓視為不公平的體現。

新冠疫情則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世衛組織在疫情初期確實犯下錯誤——一度建議公眾不必佩戴口罩，並錯誤斷言新冠病毒非空氣傳播（這一立場直到2024年才正式糾正）。這些失誤被美國政治化，成為證明該組織無能和需要改革的證據。然而，將多邊機構的工作失誤作為退出理由，而非推動內部改革的槓桿，這種邏輯本身就值得商榷。

雙重衝擊：資金斷流與人才流失的全球代價

美國退出帶來的最直接影響是財政上的。世衛組織每年超過30億歐元的預算中，美國貢獻了約五分之一，即每年近億美元。這包括約1.11億美元的強制會費和5.7億美元的自願捐款。這些資金支撐著從脊髓灰質炎根除計劃到愛滋病防治、從孕產婦保健到新發病毒監測的數十個關鍵項目。

資金缺口將直接轉化為生命代價。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傳染病專家賈德·沃爾森博士估計，僅2026年，資金削減就可能導致超过万例超额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這些數字背後，是具體項目的萎縮：結核病控制計劃可能被削減，瘧疾防治網絡可能出現漏洞，貧困國家的疫苗分發系統可能陷入停滯。

世衛組織已經開始應對這場財政危機。據Stat News報道，該機構已經凍結招聘、限制差旅、將所有會議轉為線上、暫停IT設備更新和辦公室裝修。更嚴峻的是人員裁減——到2026年中，世衛組織員工數量預計將減少22%，約400個崗位已經消失。總幹事譚德塞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坦言，美國的退出對美國和世界都是雙輸局面。

智力流失同樣致命。美國向世衛組織提供的不僅是資金，還有數百名具有專業公共衛生知識的員工，以及美國疾控中心的大量技術支持。這些專家參與制定全球衛生標準、評估流感毒株、更新疫苗配方、協調跨國研究。他們的撤離意味著世衛組織在技術決策和科學指導方面的能力將顯著下降。

美國科學家也將失去關鍵平台。他們將不再正式參與世衛組織的委員會、領導機構、治理結構和技術工作組。這包括那個評估流感毒株流行情況並決定流感疫苗更新的關鍵小組。美國傳染病學會主席羅納德·納哈斯博士稱此舉短視、誤導且科學上魯莽，他強調：全球合作不是奢侈品，而是生物學上的必需品。

資料斷鏈：美國公共衛生防禦的自我削弱

特朗普政府声称，美国可以通过与各国建立直接的双边数据共享协议，来替代世卫组织的中介角色。但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认为，这种设想近乎天真。

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共享機制是數十年建立的信任產物。。該組織作為中立平台，匯集了194個成員國的疾病監測信息，包括那些與美國關係緊張的國家。通過這一系統，美國能夠獲得早期預警，在新發疫情出現時站在隊伍最前列，快速開發疫苗和藥物。失去這一渠道，意味著美國將依賴零散、不可靠的雙邊安排。

戈斯汀尖銳地指出了其中的困境：許多新發病毒首先在中國被發現，但中國會與美國簽訂數據共享合同嗎？非洲國家會這樣做嗎？那些被特朗普徵收高額關稅的國家會把數據發給我們嗎？這種說法幾乎可笑。他認為，美國最多能與幾十個國家達成此類協議，遠遠無法替代全球網絡。

美国国内的公共卫生也将承受直接后果。一個現成的例子是麻疹。2016年，世衛組織宣佈麻疹在美洲被根除。但2025年初以來，美國已記錄約2500例感染，3人死亡。衛生部長羅伯特·甘迺迪最初推薦維生素A和魚肝油作為治療方法，直到疫情惡化才承認疫苗接種是最有效手段。專家預計，世衛組織很快將宣佈美國不再是不含麻疹國家。

更長遠的影響在於美國應對下一次大流行的能力。沒有全球數據流，美國的早期預警系統將出現盲點。疫苗開發將因缺乏關鍵的毒株資訊而延遲。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主任湯姆·博利基警告：美國無法將自己與跨國衛生威脅隔離開來。這不僅讓美國人更不安全，也讓其他國家的公民更不安全。

權力重組：誰將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

美國退出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全球衛生治理格局面臨重組。分析表明，三個主要力量可能試圖填補這一空白：中國、歐洲聯盟和私人基金會。

中國面臨機遇與考驗。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美國退出自然為中國擴大在世衛組織內的影響力提供了空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此前表示，中國將繼續支持世衛組織履行職責、深化國際合作、加強全球衛生治理。但戈斯汀等觀察家指出，中國的實際行動與言辭之間存在差距。

中國長期將自己描繪成世衛組織內負責任的參與者，但行動卻並非如此。戈斯汀指出，中國從全球基金獲得了大量資金，但回報甚少。中國的衛生發展援助大多不通過世衛組織，而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進行雙邊安排。這種模式雖然能擴大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卻可能削弱多邊體系的整體效能。

中國若想成為可靠的全球衛生領導者，需要做出實質性改變。戈斯汀認為，第一步可能是允許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如果中國允許世衛組織委託的獨立科學家小組前往武漢，病毒的起源或許能夠確定。但這尚未發生，我認為將來也不會發生。這種透明度缺失，將限制中國獲得其他國家的信任。

欧洲与德国角色的上升。隨著美國退出，德國與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一起成為世衛組織最大的資助方之一。德國近年每年向世衛提供超過100,000,000歐元，並在2025年承諾提供額外資金以支持改革並補償美國退出帶來的損失。

德國聯邦衛生部長尼娜·瓦爾肯在達沃斯會見譚德塞時，強調了世衛組織在超越雙邊單邊行動促進國際理解方面的關鍵作用。對德國而言，美國的退出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需要承擔更多財政責任，機遇在於可能在國際衛生治理中發揮領導作用。

私人資本的影響擴大。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等私人資助方在世衛組織預算中的份額可能進一步增加。這些資金往往有特定用途，可能使世衛組織的議程更加碎片化，優先事項更受捐贈者偏好而非全球需求驅動。

不確定的未來：多邊主義的倒退與全球衛生的碎片化

美國退出世衞組織標誌着一個更廣泛趨勢的延續：全球多邊主義面臨壓力，大國更傾向於採取單邊或小集團方式應對跨國挑戰。這種轉變對全球衞生安全構成深遠威脅。

全球卫生治理可能走向碎片化。沒有美國的參與，世衛組織的權威和執行力將受到質疑。其他國家可能效仿美國，選擇性地參與多邊衛生倡議，或建立競爭性機制。這種碎片化將削弱協調應對全球疫情的能力，導致資源分配不均和應對措施不一致。

法律先例與程序爭議懸而未決。戈斯汀等人質疑特朗普退出決定的合法性，認為美國通過國會法案加入世衛組織，也應通過國會法案退出。這種程序爭議可能在未來引發法律挑戰，特別是如果未來政府試圖重新加入。

未付会费成为遗留问题。世衛組織稱美國拖欠2024-2025年會費超過1.33億美元，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明確表示不會在2026年1月22日退出前向世衛組織支付任何款項。這種財務糾紛可能損害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信譽，影響未來合作。

全球衛生專家普遍認為，在互聯互通的世界中，病原體不尊重國界。愛滋病、伊波拉、新冠病毒的傳播已經證明，任何國家的健康安全都依賴於全球合作。美國退出世衛組織的決定，本質上是試圖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重新主張絕對主權——這種努力既不可能成功，也可能適得其反。

譚德塞的希望或許代表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願望：我希望他們會重新考慮。但在當前政治氣候下，這種重新考慮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在此期間，世界必須適應一個沒有美國正式參與的世衛組織，同時應對日益複雜的全球衛生挑戰。這場實驗的成本，將以人類生命和健康來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