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爾特案進入預審階段：國際刑事法院裁決與菲律賓政治餘波

2025年1月26日，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作出裁決，駁回了前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辯護團隊以健康為由要求無限期中止訴訟的請求。由3名獨立醫學專家組成的評估小組在去年12月5日提交報告後，法庭認定現年80歲的杜特爾特能夠有效行使程序性權利，適合參與預審程序。法庭將原定於去年9月、後遭推遲的聽證會重新定於2025年2月23日舉行。這場聽證會將決定檢方指控的證據是否充分，足以將案件移交正式審判。杜特爾特是首位被國際刑事法院逮捕並羈押的前國家元首，他面臨3項反人類罪指控，核心是其任內推行的毒品戰爭中涉嫌法外處決。菲律賓國家警察承認的死亡數字超過6000人，而人權組織統計的數字高達3萬人。

從達沃市到馬拉卡南宮：指控的時間線與地理維度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提交的起訴書，勾勒出一條清晰且不斷升級的暴力軌跡。指控並非始於杜特爾特的總統任期，而是追溯到他擔任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達沃市市長的時期。第一項指控涉及2013年至2016年間發生的19起謀殺案，檢方指控杜特爾特作為共犯參與其中。達沃市是杜特爾特的政治大本營，他在這裡擔任市長超過20年，其強硬執法者的形象最初於此建立。

第二項指控聚焦於2016年至2017年，即其總統任期伊始，針對14名所謂高價值目標的謀殺。第三項指控則涵蓋了2016年至2018年間，在全國範圍內清洗疑似吸毒者或毒販過程中發生的43起謀殺。檢方指控的核心是，杜特蒂創建、資助並武裝了行刑隊，並指示和授權對所謂罪犯實施包括謀殺在內的暴力行為。從南部城市達沃到首都馬尼拉，再到菲律賓群島的多個地區，指控試圖證明這是一場具有全國性、系統性的攻擊，符合《羅馬規約》中反人類罪的構成要件。

地理範圍的擴展與權力層級的躍升同步。這反映了檢方的策略：不僅要追究其作為總統的責任，更要揭示其暴力模式是一以貫之的、自上而下推動的系統行為。杜特爾特於2022年6月卸任總統，但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並未停止。2025年3月11日，他在馬尼拉被捕，並於當夜被引渡至荷蘭，自此羈押在海牙斯海弗寧恩的拘留中心。

健康爭議與程序博弈：法庭內外的法律攻防

杜特爾特案的法律程序本身，已成為一場激烈的攻防戰。辯護團隊的核心策略之一，是質疑當事人參與訴訟的能力。在去年9月的聽證會被推遲後，辯護律師尼古拉斯·考夫曼等人主張，杜特爾特的短期記憶明顯受損，健康狀況在拘留期間惡化，無法有效理解程序或向律師作出指示，因此無法獲得公平審判。

國際刑事法院的回應是委託一個由老年神經學、精神病學等領域專家組成的獨立醫療小組進行評估。法庭在裁決中闡明了一個關鍵法律原則：判定當事人是否適合參與訴訟，標準在於其是否對程序有基本理解，而非要求其處於認知能力的巔峰狀態。基於專家報告，法庭作出了適合的裁決。數據顯示，國際刑事法院自成立以來，從未最終認定任何嫌疑人完全不適合受審，即便是在其他涉及高齡被告的案件中。

辯護團隊的挫敗感不僅在於裁決結果，更在於程序層面。考夫曼律師表示，辯護方被剝奪了提交己方醫學證據的機會，也無法在法庭上質詢由法官指定的專家小組得出的矛盾結論。他們已表示將就此裁決提出上訴。另一方面，檢方陣營也經歷了變動。首席檢察官卡里姆·汗因自身面臨性侵指控調查而迴避，且早在2023年10月，法庭就應辯方要求，裁定汗因在擔任檢察官前曾代表過杜特爾特案的潛在受害者，存在利益衝突，將其排除在此案之外。這些程序上的波折，凸顯了國際刑事法院在處理高政治敏感性案件時面臨的複雜性與內部挑戰。

管轄權之爭與「退出策略」的失效

此案最具爭議的國際法問題，莫過於管轄權。菲律賓於2011年批准《羅馬規約》，成為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然而，在法院檢察官於2018年2月宣布將對毒品戰爭開啟初步調查後僅1個月，時任總統杜特爾特於2018年3月宣布啟動退出《羅馬規約》的程序。根據規約，退出通知在提交1年後生效，菲律賓於2019年3月17日正式退出。杜特爾特的辯護團隊據此主張，法院對2019年3月之後發生的事件，或對此後才正式啟動調查的案件，沒有管轄權。

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在2023年9月的一項關鍵裁決中駁回了這一論點。法庭指出，其管轄權覆蓋菲律賓仍是締約國期間（即截至2019年3月16日）涉嫌發生的犯罪行為。更重要的是，裁決闡明了一項原則：國家不能濫用退出權來庇護已處於法院審查範圍內的涉嫌犯罪者。這意味著，只要涉嫌犯罪的行為發生在該國仍是締約國期間，且法院的調查在其退出前已實質啟動或合理可預見，管轄權就可能得以維持。這一裁決堵住了試圖通過退出國際條約來逃避問責的潛在漏洞，對國際司法體系具有深遠意義。

國內政治回響與人權問責的象徵意義

儘管杜特爾特身陷海牙，此案在菲律賓國內激起的漣漪從未平息。現任總統小費迪南德·馬科斯雖然與杜特爾特家族存在政治聯盟，但在引渡問題上，菲律賓政府選擇了遵守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這本身是一個值得玩味的信號。馬科斯政府面臨著平衡國內民族主義情緒與國際法律義務的雙重壓力。

對於受害者家屬和人權組織而言，1月26日的裁決是一次鼓舞。勞工權利組織SENTRO和亞洲太平洋反販賣婦女聯盟發表聯合聲明，稱這是正義與問責制的響亮勝利。聲明強調：國際刑事法院的裁決重申了一個簡單而有力的真理：任何人，即使是前國家元首，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這些團體估計的死亡人數高達30,000，遠超官方統計，他們尋求的不僅是個案正義，更是對那段以禁毒為名、導致廣泛暴力的國家政策的徹底清算。

杜特爾特本人則始終保持著對抗姿態。即便在首次視頻出庭時顯得憔悴虛弱，他長期以來一直堅稱自己只命令警方在自衛時開槍，並始終為這場禁毒運動辯護，甚至多次向支持者表示，如果能讓菲律賓擺脫毒品，他願意在監獄中腐爛。這種強人形象與如今法庭上需要接受健康評估的八旬老人形成鮮明對比。

2月23日的確認指控聽證會，將是下一個關鍵節點。法官們將仔細審視檢方提交的證據，決定是否確認指控並推進至審判階段。無論結果如何，羅德里戈·杜特爾特案已經創造了歷史。它測試了國際刑事法院追究在位高權重者責任的決心與能力，也考驗著全球人權保障機制在面對國家主權盾牌時的韌性與智慧。海牙法庭內的法律辯論，與馬尼拉街頭的政治記憶，通過一根看不見的線緊緊相連，共同書寫著關於權力、暴力與問責的當代敘事。